磨过，前两种方式中间环节太多，很难保证留在书上的就是我的指纹，如果我是那个栽赃者，我会选择第三种，他可以在现场很真切地观察到我签名时手指摆放的位置。还有，张世杰放我的时候，大概说了下指纹的事，从指纹留在栽赃者手里的那本签名书上的位置来看，也符合我在现场签售时的签名习惯。”耿昊停下话，起身走进书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支签名笔和一本他的新书，他示范着说，“在活动现场，书迷比较多，为提高效率，田姐和一个工作人员会站在我左右两边，一个帮我接过读者的书翻到签名页，一个负责把我签好的书递回给读者。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那时通常都是用右手食指或中指搭在签名页上，然后用左手紧挨着签下名字，可能就造成了凶手在作假时不慎把签名的笔画也转移到包装袋上。”
“分析得有道理，确实我们提取到的是你右手中指的指纹。”艾小美接下话，有针对性地问，“你在本地搞过几次签售活动？”
“应该有五场，”耿昊仰头稍微想了下说，“有四场是本地高校专场，只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应该是4月5号，在新华书店那次活动是完全公开的。”
“那就从新华书店开始查！”顾菲菲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跟你们去吧？”耿昊心里明白，顾菲菲这么说其实就等于认同他的分析，心里不禁一阵兴奋，毛遂自荐道，“那边的领导我都熟，你们查起来也方便。”
“让耿老师去呗，咱能省不少口舌呢！”等不及顾菲菲表态，艾小美急着从旁帮腔道。
“好吧。”顾菲菲撇了一下嘴角，似笑非笑地点点头，她看得出，小美这丫头彻底被耿昊迷住了。
离开耿昊家前，顾菲菲让他先给经纪人打个电话，问问活动当天她有没有注意到形迹可疑的人，但经纪人在电话那边想了半天也未想出什么来，之后三人便上了耿昊的车，用时20多分钟，就来到了新华书店。
耿昊带着两人来到大堂一角，表示当日活动签售台就设在那儿，环顾四周，并没有看到监控摄像头，顾菲菲和艾小美都有些失望。接着耿昊找来几个参与活动的书店工作人员，可逐个询问过后也没问出什么名堂。随后三人去了二楼文学部，当日活动用书都是从这个楼层的卖场售出的，遗憾的是，引导员和收银员每天都要面对许多顾客，并且时间久远根本回忆不出当天的情景。好在艾小美注意到收银台的上方设有监控，算是有了一线希望。
随后，耿昊带着二人去见了书店领导，由于与耿昊熟识，加之顾菲菲此行又属于警方正常办案，书店方面理应积极配合，所以领导二话没说，亲自引着三人去了保安监控室，任由艾小美用U盘将活动当日所有的监控录像拷贝下来……
刑警支队小会议室现已正式改为支援小组办公区，靠近门边立着一块白色写字板，上面贴着几张被害人照片，能坐下十几个人的会议桌，差不多堆满了案件卷宗和相关文件资料，相对而坐的韩印和杜英雄正全神贯注地翻阅着——
关于“3·19”案：
案件一。时间：2007年3月19日下午3时许。地点：西州市武顺区欣乐街道欣乐2区85号楼3单元401室。被害人：江蕙，女，61岁，退休职工，女儿在外地工作，丈夫在一家个体饭店做厨师，早出晚归，江蕙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尸检与现场勘验显示：被害人赤身裸体，头面部曾遭拳头重创，下体部位严重撕裂，生理体征反映系死前遭到恶意性侵所致，因尸体上和案发现场均未采集到相关证据，怀疑凶手采取了体外射精的方式；凶手是用被害人随身穿着的棉睡袍的腰带将之勒死的，腰带绕在被害人颈部，结扣处被系成蝴蝶结状；现场有翻动迹象，但只有钱夹中的现金被带走，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均未被动过；没有强行闯入迹象，现场未提取到任何可以指向凶手的线索。
案件二。时间：2007年4月25日上午10时许。地点：西州市武顺区欣乐街道欣乐4区145号楼1单元203室。被害人：刘琳，女，57岁，退休职工，丈夫过世，子女均成家单过。尸检与现场勘验显示：被害人被发现时赤身裸体，遭双拳轮番击打以及扼颈而晕厥；死前曾遭恶意性侵（怀疑体外射精），之后被用随身丝袜绕颈勒死，凶手将丝袜系成蝴蝶结留在死者脖子上；门锁没有被撬痕迹，有明显搏斗迹象，但在被害人尸体和衣物上并未提取到凶手指纹和衣物纤维等物证。
案件三。时间：2007年6月27日下午1时许。地点：西州市武顺区欣乐街道欣乐5区196号楼4单元501室。被害人：朱笑颖，女，59岁，退休职工，离异单身，两个女儿均成家单过。尸检与现场勘验显示：被害人被发现时赤身裸体，头面部遭双拳轮番击打，后被用随身丝袜勒颈致死；死前曾遭性侵，丝袜缠绕在其颈部，结扣处被系成蝴蝶结状；门锁遭到轻微破坏，现场提取到犯罪人指纹多枚，并于床头处发现精斑与唾液痕迹。
关于凶手：于作国，男，生于1983年9月12日，西州市人，无业，案前居住地为西州市武顺区欣乐街道欣乐4区139号楼2单元602室。系先天性癫痫病患者，单亲家庭，母亲为个体商贩。于2007年8月7日上午11时许，主动至欣乐街道派出所投案自首，提取其指纹和精液做技术比对，结果与第三起案件现场遗留的证据相匹配……
死亡证明：2008年5月6日11时30分许，西州市康健精神病院发生一起意外死亡事件。死者于作国，男，25岁，经我局对尸体进行检验，系颅脑严重损伤死亡。
……
关于“4·23”案：
案件一。时间：本年度4月23日上午10时30分许。地点：西州市武顺区欣乐街道欣乐2区90号楼3单元201室。被害人：李芳……
案件二。时间：本年度5月7日上午9时许。地点：西州市武顺区欣乐街道欣乐2区75号楼2单元603室。被害人：孙佳慧……
……
韩印和杜英雄差不多用掉整个上午，将两宗系列案件的卷宗资料通读了一遍，对案情和细节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从行为科学分析的工作层面来说，这应该是最根本的一环，所有的推论和犯罪心理侧写都是源于此。
二人一直埋头于卷宗中，冷不丁停下来才发觉眼睛干涩得不行。韩印一手摘下鼻梁上的眼镜，用另一只手的手背轻揉着眼睛。杜英雄站起身来，使劲伸了个懒腰，又活动两下腿脚，随手从桌上拾起于作国的死亡证明书，举到眼前反复扫了几眼，又扔回桌上，讥诮地说：“真是死无对证，人都死了，耿昊还不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作家看过几本刑侦工具书还真把自己当专家了？要不咱现在去找他，敲打敲打？”
韩印凝神略微思索一下，抿嘴笑笑说：“不着急，先让张队带咱们去现场看看再说。”
这边话音刚落，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年轻女警伸进半个身子，说：“二位领导，张队让我带你们去食堂吃饭。”
“好，这就来。”韩印扭头冲女警应了声，再转过来招呼杜英雄，“先吃饭。”
随女警到了食堂，二人一眼便看到顾菲菲、艾小美、耿昊和张世杰围坐在一张餐桌上。艾小美和张世杰冲他们使劲招手，又指指饭桌上的托盘，示意饭已经给他们打好了，二人便径直走过去。
这是韩印第一次与耿昊照面，未等顾菲菲言语，韩印就主动伸出手介绍自己：“你好，我是韩印。”
“耿昊。”耿昊赶忙从椅子上起身，和韩印握了下手，“久仰大名，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你的功绩，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多地方都有你的影子。”
“我的荣幸。”
韩印客套回应一句，坐下来，便不吭声了。其余人也都装作专注吃饭的样子，餐桌上只剩下筷子碰触的声响，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当然最尴尬的非顾菲菲莫属，与前任和现任男友同桌吃饭，就算问心无愧，也是心虚。她开始气恼艾小美非要拉着耿昊过来吃午饭的举动，忍不住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她一脚。
艾小美毫无防备，半疼半吓地叫了一嗓子，周围就餐的人瞬间都望过来，场面好不尴尬。不过她还算机灵，龇牙咧嘴地揉了揉腿，装作刚刚才想起来似的说：“对了，韩老师，我和顾姐这边有进展了。”
“耿昊大约一个月前在新华书店搞过签售活动，他怀疑凶手是通过那次活动搞到带有他指纹的签名书的。我们去了书店，通过收银台监控录像，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已经截图下发到各分局和派出所。”顾菲菲顺势接下话。
“耿老师可帮了大忙！”艾小美一边冲着耿昊谄笑，一边从背包中取出平板电脑，调出相关视频交给韩印，说，“喏，就是这个人，40多岁，穿着比较邋遢，怎么看也不像忠实粉丝的样子，还一下买了两本耿老师的新书，很突兀。”
韩印“嗯”了一声，还未待仔细观看，张世杰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响了，他接过之后，一脸欣喜：“找到了，视频中的人找到了！”
“这么快？”杜英雄惊诧地问。
“下面派出所有个片警觉得这小子照片挺眼熟，像是经常在他片区的自由市场附近揽活的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刚刚特意去确认了一下，还真是，人已经带到所里了。”张世杰解释道。
第六节 任重路远
派出所，审讯室。
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现居住地等一通常规讯问过后，顾菲菲和艾小美了解到：坐在对面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男子叫方大民，外省人，平时靠打泥瓦匠散工为生……
“这个买书的人是你吧？”艾小美将平板电脑屏幕上的定格画面举到方大民眼前问。
“是、是，是俺。”方大民忙不迭地说道。
“你喜欢看书？”艾小美瞪着眼睛问。
“看不懂，书是俺帮别人代买的。”方大民摇了摇头说。
“给谁买的？”艾小美紧接着追问。
“不认识，俺真不认识。”方大民又是晃头又是摇手，急着想撇清自己，“俺就是帮人买了两本书，他做过啥坏事可跟俺无关啊！”
“你别慌，我们相信你，你把受人委托买书的经过说清楚就可以走了。”顾菲菲和颜悦色地安慰道，她看得出方大民只是被人利用了。
“好，俺想一想。”方大民憨憨地点点头，飞快眨巴着小眼睛，回忆一会儿，说，“上个月4号傍黑大概6点，本来那个时候一般我早回去了，可那天没揽着啥活，就想多待会儿。然后有个男的走到我跟前，说要给我点活干。他给我200块钱和一个小布兜，让我隔天下午1点到新华书店帮他买两本书，之后到一楼大堂排队等着让写书那人帮着签个名。他跟我说了书名和写书人的名字，还告诉我书店在哪儿、怎么坐车，说隔天傍黑还是那个时候来找我拿书，到时候再给我200块钱。”
“日子怎么记得那么清楚？”艾小美质疑地问。
“啥力气也不用出，就能挣那老多钱，我肯定记得！”方大民声音有些高，竭力证明自己没说假话。
“他有什么特别交代吗？”顾菲菲跟着问。
“有，让我仔细观察那个作家签名时候的姿势，特别是手都碰哪儿了，书签好后我也不能乱摸，要直接装到他给的布兜里。”方大民说。
“那人长什么样？”艾小美问。
“哪儿能看出他长啥样啊！”方大民感叹着说，“那时候天还挺凉的，他穿个黑色的长棉衣，戴了个毛线帽子和大口罩，还戴个线手套，反正捂得严严实实的。”
“讲话什么口音，身体有什么特征吗？”顾菲菲再问。
“听口音应该是本地人，声音有些哑，身材嘛……”方大民又使劲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下说，“个子挺高的，感觉至少有一米八，有点驼背。噢，对了，走路有点瘸，一高一低的感觉。”
“欣乐社区”位于城区西北部，1997年始建，至2007年“3·19”案发生，已发展到五个分小区，至今更是形成八个分小区的规模，面积达9.3平方公里，为西州市内最大的居民住宅社区。由于地处城市边缘，又紧邻机场地带，房价在整个城区商品房中属于最低阶的，人口构成复杂，以低收入人群为主，基础配套设施落后，安保松散，为犯罪多发区域。
早年间“3·19”案中的三起案件，分别分布在欣乐2区、欣乐4区、欣乐5区。由于年代久远，房子也早已搬进新住户，入室考察价值不大，也免得人家忌讳，所以韩印更多的是留意周边的地理环境。总的来说：三个案发现场相距比想象中要远，周边环境也并不闭塞，其中一个所在的单元楼临近市场，还有一个临街，且楼下就是公交车站，只有中间第二起案子的现场算是在楼群深处。凶手屡次作案成功，未引起任何人注意，应该对整个小区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倒是与于作国的背景信息对得上。
眼下两起案子，现场只隔着几排楼，都出在欣乐2区。跟早年间案子一样，案发现场楼道出入口均未安装防盗门，有利于凶手对目标跟踪——提到防盗门的问题，张世杰是一肚子气，警方曾多次向开发商建议为整个小区楼道口统一安装防盗门，但开发商一直以资金周转问题为由，置之不理，不然凶手哪儿会那么容易跟踪目标到户。至于周边环境，相对来说要僻静得多，作案风险也较小。当然这一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有可能凶手个性谨慎，又或许与该住宅社区内老龄化群体越来越庞大，凶手比较容易猎取到心仪目标有关。
案发区域楼房均为小户型，一梯三户，两边是南北向户型，中间是双南向户型。“4·23”案中，两起案子现场房号分别为201室和603室，也就是说，均为两侧南北向户型。第一作案现场均在客厅中，与房门有一段距离，说明被害人系主动放凶手进屋的，那么会是熟人作案吗？韩印认为可能性不大，两名被害人都是外出回家不久便遇害，或许意味着她们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凶手锁定并被跟踪了。
从现场出来，三人站在街边简单议论了会儿，韩印提议：“就‘4·23’案来说，随机作案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凶手也未必没失过手。咱仨不妨分头行事，在这两个案发现场中间的居民楼内挨家挨户问问，也许会找到潜在目击者。”
“噢，相关排查，尤其针对被害人所住单元楼的住户，我们专案组先前已经细致盘问过，没有人在案发当日看到被害人与可疑人员接触，也未发现有可疑踪影在被害人住房附近徘徊。”张世杰深表不然，觉得韩印此举纯属浪费时间。
“您误会了，我当然相信咱们专案组的排查工作，”韩印姿态不卑不亢，坚持着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也许有些居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曾见过凶手。”
……
结果正如韩印所想。
天刚擦黑时，住在欣乐2区93号楼里一位姓王的老阿姨，在杜英雄的耐心启发下，想起李芳遇害当天，早上9点半左右，自己曾经与一个男人讲过话。当时她刚散步回来，便听到有人在外面敲门，声称自己是煤气公司的，受公司委派，免费上门为居民检修管线设备和更换煤气管。那时王阿姨老伴也在家，她随口问了句老伴家里需不需要更换，等回头决定要换时，门外已经没人了。老两口觉得可能遇到骗子，就没怎么在意，先前办案人员盘问时也忘了提及。
“4·23”案首个现场所处单元楼为90号楼，与王阿姨家仅间隔两栋楼，对话又发生在案发一小时之前，那个听到王阿姨并非独自在家而悄然消失的煤气检修工十分可疑，连张世杰也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凶手——当日他未在王阿姨身上得手，在路上又将刚跳完广场舞正欲回家的李芳锁定为目标，之后通过尾随，搞清楚住所，利用同样的借口，诱使她打开房门，发现家中并无他人后痛下杀手。另外，王阿姨当日遛弯时，也穿着一双肉色长筒丝袜，这就让上面的推测看似更加可信了。
至此，“4·23”案凶手选择目标的方式以及入室手段基本清楚，遗憾的是，王阿姨当日只是隔着自家门上的猫眼大致看到敲门者是个戴着帽子的男人，无法进一步描述出具体相貌。当然，没人会相信那个男人的身份真的是煤气检修工。
看过犯罪现场，韩印觉得是时候与耿昊谈谈了，便让杜英雄打电话约下时间，耿昊那边倒很爽快，说半小时后在一家咖啡厅见。张世杰开车将两人送到约定地点，不过他懒得应酬耿昊，便先回队里去了。这也正中韩印下怀，若他在场，估计有些话耿昊也不太好说。
二人走进店里，在招待员引导下找了个幽静的座位，不多时耿昊也到了，彼此寒暄几句，一人点了杯咖啡，便开始切入正题。
“让你出来目的很简单，想听听你对‘3·19’案有什么看法。”韩印眼睛看着耿昊，温和地问。
“关于那个案子，我想说的话都写在我的书里了。”耿昊低头用左手慢悠悠地搅着咖啡说。
“抱歉，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拜读大作，不过大概意思我听他们提过，你怎么会认定凶手另有其人呢？”韩印顺势问道。
“这才是你们约我的重点吧。”耿昊停止搅拌动作，抬头哼了下鼻子，端起咖啡放到嘴边轻呷一口，说道，“从我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3·19’案的最大亮点其实是杀人者于作国。他先天患病，家庭生活不幸，在穷困和病痛折磨中长大，青春期难以压抑性欲本能，致使他蜕变成一名残忍变态的连环杀手。后来他主动投案自首，却又在精神病院意外死亡。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人生变化，充满了戏剧性和可塑性，所以起初我看过网络上和报纸上关于他的一系列背景调查后，特别急于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甚至是整个人生。我去了他在欣乐社区的家，但早已人去屋空。他父亲于得水早年抛下他们母子，不知去向，母亲在他出事时已身患绝症，没多久也离开人世。他在本地又没有别的亲属，我只好采访他住过的精神病院和他当年的代理律师，想尽可能去挖掘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而采访中意外从律师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后来出现了，我于是通过律师要到电话联系上于得水，见面之后对于作国的死便更加疑惑了。”
耿昊端杯喝口咖啡，缓口气，接着说：“于得水当年离开西州后混得不错，开了家建筑公司，也再度成家，但老婆始终怀不上孩子，他备感落寞，对亲生儿子便越发想念。2008年，他回到西州市，一打听才知道原配病入膏肓，儿子因杀人被收监在精神病院。他非常自责，后悔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才让于作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他特别想见见儿子，不过由于警方在侦查期间规定嫌疑人只可以与律师见面，所以只能委托律师带话，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歉意，为显诚意，他还特别嘱咐律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儿子，但没想到父子俩终究还是没见上面。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于得水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在电话里于作国先是一阵沉默，很快又迫不及待地声称他其实并没有杀过任何人，于得水当时正在公司开重要会议，便没容他多解释，只是表示下午会带律师到医院，见面再详说，可就在那天的中午，于作国死了。”
耿昊的情绪愈显激动，说：“人家上午想翻供，中午就死了，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我曾与张世杰私下探讨过这个问题，可他始终端着一副不屑的样子，声称他们当时办案的程序和证据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从市局的熟人口中打听到，原来张世杰和‘3·19’案办案组负责人——已经退休的老局长，都是因为在侦办‘3·19’案时表现出色而获得晋升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有阴谋。”
“如果你的结论是对的，那你觉得于作国为什么要做替罪羊呢？”耐着性子听完耿昊冗长的讲述，杜英雄立马抢白道。
“也许是他太孤独了吧，又或许被人利用了，我终究不是你们这样的专家，这个问题实在说不好。”耿昊略显犹豫地说。
“你都说不清楚，还在书里乱写一通？”本就印象不好，又见耿昊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杜英雄有点搂不住火。
眼见他声音越来越高，韩印赶紧使个眼色，制止他再说下去，跟着打圆场问：“你有于得水的联系方式吗？”
“有，等一下……”耿昊当然不甘被呛，狠狠瞪了杜英雄一眼，才打开随身带的皮夹，“喏，这是他的名片。”
与耿昊的会面以不欢而散收场，杜英雄仍气愤难平，坐在出租车里一个劲数落耿昊不是东西，韩印此时也懒得管他，扭头看窗外徐徐闪过的夜色，默默在脑袋里拼凑纷乱的案件枝节。这种动作对他来说就好像是玩拼图，只有把各个拼片放到对的位置，才能显现出图画的本来模样。当然，首先拼片数目得完整，韩印手里现在就少一块，因此他需要向张世杰讨要。
张世杰办公室半敞着门，像是算准他们会来而故意留的，但韩印还是礼貌地敲了两下才和杜英雄走进去。见到二人，张世杰放下手中的文件，指指身前办公桌上两个扣着盖子的饭盒，关切地招呼道：“忙到这会儿，饭还没得空吃吧？食堂晚上蒸包子，特意给你俩留的。”
“太好了，早就饿了！”杜英雄一屁股坐到张世杰对面，掀开饭盒，顾不上拿筷子，伸手抓了一个大包子就塞到嘴里，边嚼边说，“还是热乎的呢，对了，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呵呵，你们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张世杰卖关子似的笑笑，又特意与刚刚落座的韩印对了下眼，其实两人心里都有数，虽然相关信息在案件卷宗中都有记载，但有些东西还是面对面讲清楚为好。他起身倒了两杯水放到二人身前，再坐回椅子上，语重心长地接着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实质上最感兴趣的不是眼下的案子，而是‘3·19’案嫌疑人于作国，对于这个主动投案的嫌疑人，局里做过全面而又深入的背景调查。于作国年幼时个性还好，机灵懂事，智商方面甚至表现出比同年龄段孩子要高出一些的苗头，起初上学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随着癫痫病不时当众发作，他逐渐被同学们视为另类，与老师和同学之间互动少得可怜。后来又因家境困难，无法持续得到医治，他的认知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后期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个性便逐渐趋于孤僻自闭。浑浑噩噩升到初中后，学习越来越难跟上，性格方面受青春期叛逆情绪影响，开始出现暴力反社会倾向，严重到在课间把自己的教科书用打火机点燃，差点酿成一场严重火灾，因此被学校劝退，草草结束学生生涯。”
“辍学后，由于母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于作国便如脱缰野马般整天在社区里东游西荡，以拾废品变卖挣取零用钱，然后去网吧挥霍。而不知道是不是受网络淫秽图片影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那一时期他开始疯狂迷恋女性丝袜，尤其是被女性穿过的。后来我们搜查他家时，在他床底下发现200多双丝袜，其中大多是捡来的，也有从别人家阳台上的晾衣架上偷拽下来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入室盗窃而得。据他交代，他从网络上查到撬门开锁的方法，在地摊上购买相关工具做成简易开锁器，撬开一家房门只需两三分钟，并且普通人难以察觉门锁被动过。加之入室后从不乱翻乱动，只以丝袜为目标，所以若不是他主动交代曾有过多次入室盗窃活动，被盗住户根本不会发觉家里进贼了。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得知，其实有些受害人是有所察觉的，但碍于丢的是丝袜之类的女性贴身物品，羞于启齿便未报案。”
“于作国到案后供述了一系列作案情节，基本与案情是吻合的，他能精确指出所有犯罪现场地址，也能大致说出作案时间，尤其他交代了一个隐蔽性证据，连我们办案组都没怎么注意到——他说在第二次作案时，曾不小心碰到床头桌，他记得有支口红掉到地上，被他随意一脚踢到床头桌下面。结果去痕检科核对，还真有这么一支口红。”
“当年社会舆论和媒体对案子关注得多吗？”韩印插话问。
张世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那还用说，那案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发生过的性质最为恶劣的案件。消息曝出后，很快便成为街头巷尾老百姓的热门话题，尤其在案发区域的欣乐社区，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媒体更别提了，那段时间差不多都是头版头条，尤其在全媒体经济时代，某些纸媒和网络媒体为生存和扩大影响，根本顾不上什么原则问题，也不听招呼，就跟疯了似的，穷尽各种手段从被害人家属口中甚至是局里的熟人关系中挖掘内幕，还给凶手封了个‘丝袜杀手’的绰号。还有，那时虽未有微博和微信，但很多网民利用博客和论坛对案件的议论也很热烈。可以说案子的瞩目度和透明度确实前所未有，也加重了局里的办案压力。”张世杰顿了下，饶有意味地看了韩印一眼，接着说：“我懂你问话的意思，其实局里也担心他是被人利用，所以每次提审都全程录像，还邀请专家做过测谎，结果没发现他有说谎迹象，关键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社会交往很少，根本找不出‘顶罪’动机。”
“您介绍得很具体，但这些还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杜英雄也卖了个关子，狡黠地笑道。
“小同志别沉不住气，我是觉得应该尽可能把我掌握的东西多跟你们说说，希望能有利于你们从专业角度做出更客观的判断。”张世杰抬手点点杜英雄，玩笑一句，接着说，“于作国投案后，由于癫痫病发作过于频繁，看守所方面担心发生意外，所以在侦查取证期间暂时将他收监到市局定点的精神病院，而他的死完全是一个意外。事发当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期间他去了趟厕所，结果突然发病跌倒，后脑碰到小便池的陶瓷外沿，虽救治及时，但终因伤势过重死亡。意外发生后，局里做过慎重调查，当时在厕所里还有两名医生，两人描述的意外经过与技术勘查结论相吻合，从厕所外面的监控录像看，两人是先于于作国进入厕所的，且除了医患关系外，日常与于作国没有任何其他接触和利益关系，基本可以排除二人谋划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至于他父亲于得水的质疑，局里也认真考虑过，经查，于作国当天上午确实曾借有病人发狂引起医院混乱之际，溜到医生办公室给于得水打过一个电话，但所谓‘翻供’只是于得水一面之词；再者说，于作国本身思维和精神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即使真说过他没杀过任何人的话，也不能代表他说的是事实。更何况人又死了，调查根本无法展开，所以绝不存在‘舞弊’和‘阴谋论’的问题！”
说着说着，张世杰突然摆出一副严肃表情，郑重其事地说道：“卷宗你们也看过了，到最后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结案，所以我必须严正声明一下：社会上的舆论、老百姓之间的传言，包括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其实是对整个案件的认知存在根本性误区，他们的意识里都认为于作国就是凶手，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畏罪自杀，案子也以他的死亡而终结。但事实上，我们警方从未正式对外宣布认定于作国系‘3·19’系列强奸杀人案之凶手。原因咱们做警察的都明白，除了口供，证据方面只支持于作国到过后两起案件的现场，其余的什么也证明不了。还有他说作案时戴的手套，被他扔到小区里的化粪池中，我们也一直未打捞到。也就是说，直到他意外死亡时，调查取证工作也仍在继续，当然最后是无疾而终，所以理论上说，这个案子至今都还悬着。”
“既然你们都清楚外界传言有误，为什么不澄清？”杜英雄不解地问。
张世杰微微撇了下嘴角，皱着眉沉吟一会儿，说：“虽然整体证据不足，但于作国大部分问题交代得还是蛮清楚的，除非是案件当事人，否则很难做到。另外，说来也不算什么证据，自于作国投案，至他意外死亡，调查取证长达近10个月，而在那段时间里相似的案件确实没再发生，甚至直到本年之前也未再出现，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说句实在话，局里大部分人，也包括我，早已心照不宣地在心里默认于作国可能就是‘3·19’案的凶手，所以对外界的传言采取不认同也不否认的态度。”
第七节 雨夜断案
吃饱喝足，与张队谈话过后，韩印和杜英雄回到小会议室。此时两名女将正在里面翻看卷宗，四人便将各自掌握的信息互相通通气，接着韩印让他们三人先回去休息，打算连夜将错综复杂的前后案件关系梳理清楚，不过大家都提出要留下来，韩印也没多坚持，也许集思广益更能碰撞出些火花来。
目前看来，无论是耿昊的质疑，还是张队的释疑，都是只代表他们各自立场的片面之词。韩印让艾小美把审讯录像找出来放一下，大家一道来听听于作国本人是怎么说的。
很快，会议室中的投影幕布上，显示出于作国首次被提审的画面……
“杀人总共有几次？”审讯人问。
“三次。”于作国答。
“时间、地点？”审讯人问。
“3月19号，欣乐2区85号楼3单元401；4月25号……”于作国答。
“是这三个人吗？”审讯人依次摆出被害人的现场存证照。
“对。”于作国低头扫了一眼，很快确认道。
“之前认识她们吗？”审讯人问。
“不认识。”于作国答。
“她们不认识你，干吗让你进屋？”审讯人问。
“我一般先敲门，如果没人应，就撬开锁进去偷点东西。要是家里有人应门，就借口说是高价收废品的。”于作国答。
“都偷过什么？”审讯人问。
“丝……丝袜。”于作国略带磕巴地说。
“只是丝袜？”审讯人问。
“对，我喜欢……喜欢收集女人穿过的丝袜。”于作国继续支吾地说。
“偷过多少次？”审讯人问。
“那太多了，记不清！”于作国答。
“慢慢想，时间、地点，能想起多少说多少。”审讯人说。
“好吧，时间比较近的是今年五一长假那回，就在我家对门，听说他们全家到外地旅游了，我就撬门进去偷了他家女人的丝袜；再往前还有3月初，好像是5区有家2楼……”于作国答。
“既然只是为了偷丝袜，怎么又想要杀人了？”审讯人问。
“她们三个那时都穿着长丝袜，我挺冲动的，想跟她们买，她们不肯，大脑一发热就强奸了她们，完事怕露馅又把她们勒死了！”于作国答。
“详细说说过程。”审讯人说。
“都差不多，先把她们打得鼻青脸肿，晕乎了，扒光衣服就‘干’了，完事用丝袜勒死她们，再打上一个好看的蝴蝶结。”于作国答。
“你确定她们当时都穿了丝袜，都是被你用丝袜勒死的？”审讯人问。
“当然，噢，有个是用睡衣腰带勒的。”于作国答。
“哪个？”
“第……第一个吧。”于作国答。
“你看清楚了，这个脚上没有丝袜。”审讯人指指首个被害人的现场照片说。
“哦……她的丝袜被我带走了。”于作国迟疑着答道。
“弄哪儿去了？”审讯人问。
“那个……烧了，第一次杀人，过后挺害怕的，没敢留着。”于作国放慢语速答。
“为什么后面两个人的丝袜你没拿？”审讯人问。
“我觉得丝袜绑到她们脖子上更刺激。”于作国这次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要把睡衣腰带和丝袜系成蝴蝶结的样子？”审讯人问。
“好看啊，丝袜那样系着，感觉她们像是为我准备的礼物。”于作国答。
“你怎么会系蝴蝶结的？”审讯人问。
“没事在网上看到的。”于作国答。
“为什么第三次杀人是直接撬门进去的？”审讯人问。
“我先敲了，可能她在上厕所或者睡午觉没听见，我以为家里没人就撬了锁，结果进去才发现有人。”于作国答。
“前两次实施强奸之后，你怎么清理的？”审讯人问。
“就把那玩意儿射到报纸上，带走了。”于作国答。
“为什么最后一次留下精液和指纹了？”审讯人问。
“那天我特别兴奋，到最后又犯病了，醒过来整个人有点断片，稀里糊涂就跑了。”于作国答。
“怎么想要来自首的？”审讯人问。
“听说你们警察要对我们小区里的男的挨个验指纹和D什么A的，我估计这回是躲不掉了，干脆就爷们儿点，认了！”于作国答。
……
观摩完整个审讯录像，又是接近午夜，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一阵急雨，清冷的空气从半敞着的窗缝中扑涌进来，室内的燥热感逐渐平息。韩印起身走到窗边，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黑色复古镜框，眼神空洞，望向无边雨夜，陷入默默的思索。
而围坐在会议桌边的另外三人，已开始热络地讨论。
杜英雄皱着眉头，咂巴下嘴说：“感觉有些问题于作国还是比较含糊，说不定还真被耿昊蒙对了！”
艾小美不以为然，接下话：“我觉得是他干的，生理证据和隐蔽性证据都有，作案方式、动机等等，交代得也都很清楚。”
“我倒是特意观察了，从微表情上确实看不出说谎迹象。”杜英雄紧着鼻子，不甘心地说。
“他有恋物癖，易于接受心理暗示，有偏执妄想的一面，会逐渐沉溺并绝对相信他幻想出来的东西，测谎对这种人作用不大。”伫立在窗边的韩印，背着身插话道。
“恋丝袜是他的原罪，这点毋庸置疑，无论是入室盗窃，还是强奸杀人，都源于他对丝袜的过度迷恋。看刚刚的审讯录像，提到丝袜时他眼神中的亢奋和欲望是显而易见的。”顾菲菲顺着韩印的话说，紧接着提出一个器质性方面的观点，“这属于性欲倒错，可能跟他长期缺乏正常恋爱关系有关；或者说丝袜具有特定的指向作用，代表某个幻想对象；当然肯定也有青春期性压抑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觉得癫痫病的反复发作，长期服用副作用很大的抗癫痫药物，可能会导致他患上‘慢性精神障碍’，这也是他人格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会吧，说话挺顺畅的啊，”杜英雄强调说，“思维和反应都不错，实施作案也有一定反侦查动作，哪儿像是有精神病的人？”
顾菲菲笑笑，解释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癫痫病慢性精神障碍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如咱们常见的慢性精神分裂；另一种，就属于在性格方面或者说是人格发生了改变。区别就在于，后一种症状者具备正常的智力水平，也具备谋划犯罪和逃避追查的能力，但因患病会出现易怒、敏感、妄想、暴躁、凶残等行为特征。”
“话说回来，咱们是不是可以用‘恋物癖’的行为特征，来鉴别前后案件凶手是否同一呢？”艾小美思索了一下说。
“有一定可行性，但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韩印转过身回到桌边，似乎心中已有了某种答案，拿起桌上于作国的归档照擎在手上说，“像他这种人，对丝袜的畸形迷恋和敏感程度要远远超出常人想象，或许只是听到别人提起‘丝袜’这两个字，他心中都会荡起一片涟漪，可想而知，当诸多媒体以及街坊四邻总是在谈论所谓‘丝袜杀手’的话题时，会激起他怎样的兴趣和关注。他一定会用尽所能去打探丝袜杀手作案的每一个细节，加之他平日就在整个社区中走街串巷捡拾废品，对地理位置的熟悉程度自不必说，他能对案情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便不足为奇。”
“这么说，你倾向于作国是顶罪的？”顾菲菲从韩印上次插话便品出点话里的意味，所以此时并未显出多少意外，“难道他只是作为一个盗窃分子，碰巧闯入第三起凶案现场的？”
“可能性很大。”韩印点点头，习惯性抬手推了下镜框，试着还原当时的情境说，“我相信于作国起初是以盗窃为目的，不过撬开门后发现女主人被杀，那可能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接近女性裸体，加之系在脖颈上的丝袜对他有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便无法自控，当场做出自慰举动。”
“对嘛，我就觉得这小子说话太有条理了，反而不正常！”似乎被韩印激发出灵感，杜英雄稍微寻思一下说，“杀人那几起，案发地点供述极其精准，语言组织又过于正式，不是正常人说话的方式，显得特别刻意。相比较，在供述盗窃案时，才更像是他真实的说话状态。我觉得韩老师说得对，于作国应该只是对案子有特别的关注而已。”
“这确是一个反常点。另外，于作国说他投案前最近一次实施盗窃，是在案发当年的五一长假期间，也就是说之前他已经有过两次强奸杀人的经历，那么盗窃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退化表现，不符合畸变心理发展的特质。”韩印接着杜英雄的话说，“如果于作国真的从一名恋物癖者升级为连环杀手，表明他的畸变心理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深的阶段，收集乃至偷盗丝袜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心理需求，他需要不断体验和挑战更高层次的快感，即使出现退化也绝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可为什么于作国的供述相对于案情来说基本都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呢？尤其还能给出隐蔽性证据，他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艾小美拧着眉头问。
“这就是‘3·19’案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地方，也是整个事件的荒诞之处。”韩印抿嘴笑笑，心里明白这小丫头是想说他的论证还不够充分，便补充说，“于作国其实未必有多高明，供述之所以未出大的破绽，是因为他以恋物癖者的思维逻辑揣测真凶的行为，恰巧与案情呈现出的畸形特征有一定吻合度，正如演员塑造角色，如果有了相应的生活，他的表演自然会真实生动。尤其于作国把自己代入案件，把幻想与真实、谎言与真相生动融合，并对此深信不疑，便更加让人难以分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病，叫作‘犯罪性精神错乱’。”
“我明白了，”杜英雄展开韩印的话题，“于作国交代盗窃手法和过程时，显然说的是真话；犯罪现场有他的唾液，也表明‘因兴奋过度导致旧病复发’所言属实。那么利用这两个真实的点，他很好地解释了第三起案子与前两起案子呈现出不同案情特征的因由，比如前两起案子为什么没有撬锁痕迹，以及为什么只有第三起案子留下指纹和精液。至于为什么首起作案没有出现丝袜因素，以及整个系列案件的作案动机，他都是以一个恋丝袜者的行为方式，给出了想当然的口供。现实中这些人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丝袜做纪念就不必说了，也确实听说过他们这样的人会向陪酒女或者性工作者索要乃至购买丝袜，被拒的经历应该也不少。”
“完全正确。”韩印拍拍杜英雄的肩膀以示赞许，接着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我现在还解释不了‘口红’的问题，不过我有个设想，等坐实了再说。”
“就算于作国目睹了犯罪现场，但他真能注意到挂在被害人脖子上的丝袜被系成蝴蝶结状吗？”艾小美看似要与韩印杠上了。
“当然！不是说了吗，于作国对丝袜有着难以想象的敏感度，我相信他不仅在现场特意观察了丝袜是如何打结的，而且在那以后还会时常回味和演练。”杜英雄抢下话说。
杜英雄与韩印一唱一和，艾小美终于哑火了，会议室安静下来。几分钟过后，顾菲菲提到一个最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那顶罪的动机呢？”
“孤独、恐惧、绝望。”韩印长吁一口气，眼神中流露出一股淡淡的怜悯与慈悲，鬼上身似的娓娓说道，“我是于作国，患有先天性疾病，打出生起便几乎被所有人忽略，孤独犹如宿命般无法冲破。我淘气、打架、不服老师管教甚至课间放火，不是因为我是坏孩子，只是太想让身边的人注意到我而已。‘丝袜杀手’让我羡慕不已，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他仿佛神一样，有那么一刻，我很想成为他，想如他一般让所有人见识到我的存在。而逐渐地，我开始觉得，我即是他，他即是我。我试着向一些人袒露我的‘身份’，竟赢得前所未有的注视，我知道那是因为邪恶，心底却明明白白感受到一种快感，于是我决定要向全世界宣告——我就是‘丝袜杀手’！我很清楚会因此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妈妈也即将离我而去，早晚我都会成为那个孤魂野鬼……”
“因为总是与孤独相伴，所以不擅长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终只能以极端的方式来博取关注；因为母亲身患绝症不久于世，所以对生存感到恐惧，对生活感到绝望；作为成功商人的父亲的突然出现，又再度点燃他生活的希望，所以才有了那通打给父亲的翻供电话。”杜英雄若有所悟，操着沉重的语气，就韩印感性的换位自白，结合案件做出一番总结。
“我还是理解不了，”艾小美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问道，“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人为了打破孤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吗？”
“有，而且比于作国要偏执得多。”韩印将情绪从于作国身上抽离出来，“瑞典人托马斯·奎克，曾对瑞典警方主动供认自己犯下30多起恶性案件，涉及杀人、分尸、强奸、吃人等异常残忍的犯罪情节，让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他甚至一度被称为‘瑞典版的汉尼拔’。而荒唐的是，在其被定罪两年后，他终于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承认，由于渴望受人关注，而且使用了大量药物，所以编出了弥天大谎，他其实从未杀过人，那些供认的案件细节，大多是从报纸上和图书馆里的相关纪实文献中看到的。”
“可是国情不同，瑞典没有死刑，如果咱们的法院认定于作国的犯罪事实，他肯定会被枪毙，他会不怕死？”艾小美还不死心，较着劲说。
“未必。”好半天没吭声的顾菲菲插话提示道，“咱们国家刑法中所指的‘精神病’，并不仅仅是医学上的精神病，它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疾病的统称，癫痫病属于司法精神病学界定的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于作国患有癫痫病人格障碍，但又具备一定自控能力，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再鉴于其为主动投案，判死缓的可能也是有的。”
“我觉得他倒不会想得那么深，主要是过程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有些钻牛角尖，认定了的事情就不愿回头。”杜英雄此时思路非常清晰。
“行了，先不争了，总的来说，排除于作国的作案嫌疑只是一个方向，还需要扎实的证据。”顾菲菲摊摊手，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倒是真希望于作国就是凶手，那咱们眼下的案子也好办多了。”
看着两个小家伙针锋相对地辩论，韩印脸上也无奈地泛起一丝苦笑，他知道自己给整个办案组出了个大难题——如果不是于作国，那真凶是谁？如果真凶逍遥法外，就具备复出作案的可能，那么眼下的案子可能是模仿作案，也可能是延续作案。从调查方向来说，必然要双管齐下，既分散精力，也需要消耗更多警力。
须臾，他与顾菲菲交换了下眼神，有针对性地做了一番部署：凶手把耿昊牵扯到案子当中，很有可能是一种障眼法，利用他扰乱警方办案思路，达到逃脱追查的目的，但也不能排除他就是冲着耿昊来的，接下来还得围绕耿昊以及其社会交往做文章。顾菲菲和艾小美显然与耿昊更容易沟通，所以韩印建议她俩协调张队一起去跟进这个任务；韩印自己和杜英雄则要试着去挖掘“3·19”案的真相，只是时间太过久远，两人得先盘算从哪一个切入点着手较好。
第八节 丝袜无罪
围绕耿昊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重点是要寻找到一名身高在1.80米以上，略微有些驼背，腿部有残疾，走路跛脚的男性。当然身材特征也可能是一种伪装，所以对任何疑点都不能放松。
凶手从获取签名书到“偷窥”行程表，再到邮寄光碟，可谓步步为营，显然做过周密计划，也必定对耿昊有相当程度的关注和了解。除去通过网络和媒介，他有没有可能对耿昊进行过跟踪？又或者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就来自耿昊身边？带着这样两个疑问，顾菲菲和艾小美再次找到耿昊，让他仔细想想案发前后身边有无可疑人物出现，尤其这几年有没有伤害过什么人或者与人结怨。
这冷不丁的，耿昊还真想不出来，一边为两人斟茶，一边大大咧咧地说：“近几个月我在外地待的时间比在西州长，没感觉有被人跟踪，也没觉得特别得罪过谁，打交道的人当中也肯定没有跛脚的！”
顾菲菲莞尔一笑，将茶杯端到唇边，愣神思索了下，斟酌着用词说：“我们听你经纪人田霜说，你前段时间与交往很多年的女友分手了，你觉得她有没有可能怨恨你？”
“是，领证那天我反悔了，她请了好多朋友和亲戚到登记处见证，结果我没出现，场面很难堪。”耿昊无声笑笑，自嘲道，“没想到我也做了回落跑新郎，这种事人家肯定得生气，不过后来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了几次，我给了她一些补偿，最后还算和平分手，再说她一弱女子，有那杀人陷害我的能耐吗？就算她雇用别人，有可能做得那么像吗？”
“嗯，我们也只是提出一个调查方向而已。”顾菲菲怕他多想，赶忙解释一下。
“对了，”耿昊拍拍自己的额头，“刚刚你提到田姐，我想起一个人。”
“谁？”艾小美问。
“田姐老公，宋平。”耿昊特意强调了一句，似乎话里有话，“有一次我在他家吃饭，一起议论过那个案子，宋平好像特别感兴趣。”
顾菲菲当然能听出话味，顺势问：“田姐老公人怎么样？”
“怎么说呢，醋坛子一个，心态有问题。”耿昊讪笑一下，说，“宋平在银行做保卫工作，原先还算是个小领导，后来犯了点错被贬成普通保卫。田姐作为我的经纪人，要经常跟媒体和客户打交道，穿着打扮方面必须特别注重，再加上她也挺会保养的，整个人看起来算是光鲜靓丽。另外，在钱的方面我也没亏待过她，就她老公赚的那点死工资跟她根本没法比。宋平大概也感觉到和她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应该是有点自卑，总不放心田姐在外面应酬，整天胡乱猜疑，偷翻田姐的包，偷看手机短信，净干些不入流的事。尤其总怀疑我跟田姐有暧昧，有一次他在田姐包里翻出一盒避孕药，之后就闹开了，非说田姐跟我有事，还要动手打我，差点让我和田姐解除合作关系。”
“你说下他的工作单位和手机号码。”艾小美从包里拿出小记事本，显然宋平是个值得调查的嫌疑对象。
耿昊拿出手机调出宋平的号码，又详细给出他单位的地址，看着艾小美记下之后，做若有所悟状说：“如果宋平都值得追查，那还有一个人我得跟你俩说说。情况是这样：我有个忠实读者，一直以来都很推崇我写的书，我和他在微博和QQ上不时会有些互动，听说我转换创作题材，他也特别支持。在写作《绞杀者》期间，我们曾有过很多次的探讨，他也是特别感兴趣。问题出在我曾经向他许诺，新书会以他的名字给男主角命名，不过后来觉得他的名字太俗气便没采用。结果书出来了，他满心欢喜打开书却未找到他的名字，觉得我是在耍他，便跟我翻脸了。他三番五次给我留言，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放到黑名单里，从此再没联系过。”
“他是本地人吗？”顾菲菲问。
“是，但我没见过他人，只是曾经给他邮寄过签名书，家庭住址、电话什么的我都有。”耿昊说着起身跑到书房里，不大一会儿便举着一张小卡片出来，交到顾菲菲手中。
如果于作国非“3·19”案凶手，那么在他整个供词中最让人难以琢磨的，便是他怎么会知道留在犯罪现场那支口红的。
韩印对此有两个设想：第一，有可能在审讯当时，审讯人对于作国做了不恰当的引导，怀疑审讯录像经过剪辑，韩印特意让艾小美做了鉴定，结果是否定的；如此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来自“3·19”案第二个犯罪现场的隐蔽性证据，系凶案前期于作国在实施入室盗窃时不经意制造出来的。
从方位上看，该犯罪现场距离于作国家不远，属于他实施盗窃犯罪的心理舒适区——虽然于作国在盗窃情节上显示出一定的规划，但韩印觉得总体上他还是更偏向于“无组织能力的犯罪人”，这种类型通常都比较喜欢在熟悉的环境下作案。问题是，警方勘查那起案子的现场，并未发现门锁毁损的痕迹，难道是因为早前被害人发现家中丝袜被偷，不好意思报警，自行换了把锁？可时隔这么多年，被害人家属还能记得有这么回事吗？
被害人刘琳，遇害前丈夫已过世，一子一女其时均已成家，有自己的住处。韩印和杜英雄通过卷宗中留注的电话联系到刘琳的儿子，儿子又联系了妹妹，两人均表示没听母亲提过换锁的事。不过据儿子回忆，他家住2楼，母亲倒是曾跟他念叨过要安防盗窗，他当时觉得住了那么多年都挺安全的，没太当回事。时间大致在他母亲遇害前的一两个月内，具体记不清了。
这么一来，似乎可以假设于作国在命案发生前夕，曾通过窗户潜进过刘琳住处，实施盗窃丝袜行为。刘琳可能有所察觉，但又不能肯定，所以才有了安防盗窗的念头。由此，于作国虽掌握隐蔽性证据，但并非命案凶手，在逻辑上就存在可能性。这对排除于作国的命案嫌疑来说，可谓迈进了一小步，不过接下来恐怕要调整侦查重点，因为于作国身上可挖掘的东西太少了，如果继续以他为中心，案子恐怕就要走进死胡同，还不如干脆在真凶身上多下点功夫，再说有什么能比找到真凶更有说服力呢？
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撇掉于作国这条线，“3·19”系列强奸杀人案总共涉及三起案件，竟然有两起与于作国的盗窃目标是重合的，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个人在现实中没有别的牵扯，而且以于作国日常在小区里四处流窜的活动特征，他也许真就撞见过凶手。所以韩印打发杜英雄去找于作国的父亲以及他住在精神病院期间的主治医生仔细问问，要尽可能地记下他跟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兴许于作国曾经在无意间透露过有关真凶的信息。
杜英雄领命离去，韩印独自踏上剖绘真凶之路。他颇为耐心地逐一走过三个案发现场，这也是凶手曾经走过的路，韩印似乎正在追寻着他的气息，同时大脑中也逐步勾勒出他的形象：这是一个组织能力极强的凶手，从初始作案便做好保护措施，有效避免了在现场留下指纹、毛发、精液等证据，表明三起案件都不属于随机作案，而是经过一定谋划的；凶手能控制体外射精，又在首起作案时故意掺杂了盗窃行径，以扰乱警方对作案动机的判断，说明凶手有一定的性成熟度和相对成熟的思维能力，年龄介于成年与成熟男人之间、20岁到40岁之间；但只带走现金而忽略了诸多贵重物品，则又表明凶手缺乏真正的反侦查经验，应该没有犯罪前科；凶手在三起作案中都是徒手制伏被害人，并且攻击部位以头面部为主，这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身材和力量都具有相当大的自信，同时也显现出深深的愤怒。
在被害人的选择上，凶手显然有他固定的模式——具有独立空间的老龄妇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凶手在满怀激愤的情绪下实施了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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