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

张嘉谚

张嘉谚，生于1948年。自由学人，诗评家。贵州赤水县人；1968—1971年分别在习水羊九公社、安顺刘官公社插队务农；1978年从安顺县食品厂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安顺县文化馆任图书管理员，后到安顺教育学院、安顺师专（安顺学院）执教中国现代文学。有《凝视中国自由文学》、《中国低诗歌》等著作出版。目前关注网络上的诗性正治与病毒写作。

为友人《王钟啸诗集》而作，借此忏悔我参与的“文革”之恶吧。

——张嘉谚

（一）

为自己青年时代的足迹留个纪念，将自己曾经要做一个诗人的梦想留一种见证，给自己的朋友、熟人、同学一份特殊的礼物，人之常情也。主观愿望与各种客观缘由，促成了这本诗集的产生。

王钟啸这本诗集，提供了一种现在看来恍如隔世，而在当时，却是再平常不过的写作现象、诗歌现象。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就像那时人手一册**语录，人胸一枚**像章，连同到处红旗飘扬，红口号，红宝书，语录套红的报刊，随处可见涂红的墙壁上张贴的大字报喷吐战斗的火焰，大街、广场与数不清的公共空间充满红得发烫的脸孔与激情洋溢的大辩论气息——那铺天盖地的红海洋！梦魇一般倏然而去，而今已是踪迹难觅！

现在，读王钟啸这本诗集，当年的气息竟然扑面而来。

集中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大众意识，莫过于诗歌了——这恰是钟啸这本诗集不可忽视的东西。因缘所至，笔者得以今天的眼光重新解读这类“文革”诗。我以为，最值得今人寻思的，是其“话语现象”折射的“文革”语境。

（二）

什么是“文革”语境”？现在人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假、大、空。

毫无疑问，这本诗集中的话语构成（“文革”词语及其组合方式），当年邓拓已讥讽其为“伟大的空话”！奇怪的是，笔者读这些诗，感觉在其“宏大话语”架式中，却又分明透发出一种写作者的真情实感！若以“假”和“空”判决，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化而轻率了。

诗怎么看？我想，有没有“真情实感”是起码标准。不说优秀标准，更不说最高标准。能以“真情实感”写作的诗歌，它就应当是诗了。

回望“文革”，亲身参与其间的人们，真正清醒的能有几个？！那个时候，像王钟啸那样写诗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如今的人们，能想象当年修湘黔铁路的那些年轻人么？他们住工棚、睡地铺（居住条件绝对比不上今天的打工妹农民工），披星戴月，炸炮开山，铺路架桥，充满了建设新生活的激情！钟啸即是其中之一。往往是超强劳动一天下来，还不知疲累，又为内心勃发的诗情激动了。没有灯，点蜡烛；没桌子，没凳子，他就站在他那只大木箱前写——

铁建工人志气大，

一双铁脚走天涯。

战罢水濂战水钢，

荒山脚下安新家。

要问我们的新家吗？

屋梁——楠竹支起，

屋顶——油毡盖压；

细小树条夹壁，

墙壁糊上泥巴。

**画像正面贴，

鲜红对联两边挂。

还有一个小园地，

斗私批修都用它。

这诗集里好多作品，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写作环境的真实，写作激情的真实，外在与内心，使诗歌真实的双向性确定无疑——

别了，清水江大桥，

为你诞生，咱奋战了多少个黑夜清早。

临行，你却又是这样眷恋不舍，

携江风为我送爽，揽白云向我微笑。

“真情实感”强烈地出没在钟啸这些诗句中，我们凭什么去指责、轻视这样的真诚写作？

钟啸的“文革”诗现在还能坦然地拿出来，是他心中无愧，不怕见人。这样的诗，未必是邵燕祥先生所指斥的“口吐铅字，永无真情实感”的东西。

钟啸是我的终身好友，我理解他这些作品，不想严厉地否决他这种写作。那时候，不说那些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前辈也跟着推行毛式话语了，年轻一代（红卫兵与知青）从小为体制性教育糊弄，少有人去认知别样写作资源与其他思想参照，要摆脱从上到下笼罩一切的话语氛围谈何容易！比如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我们真心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这本诗集中也有以知青为题的赞美诗。可见，身处“文革”语境中，“真情实感”的投入和“真诚写作”获得的回报，简直没法相称！

（三）

我读钟啸这些诗，更多的是读他这个人。我知道，钟啸在“文革”中没有因为要干什么而整过人，害过人。他为人心地良善、大方大度，帮助他人不遗余力！他对朋友亲人的真心相待、真诚、正直、率性、热情，几十年一贯如此，熟识者有口皆碑！这样的人，几乎是无可指责的。

我与钟啸同读高中，都喜爱文学。我俩一起打饭就餐，同进教室寝室，乃至同睡一张床，可谓是形影不离。钟啸一上床就睡得溜直，只要我的腿一弯，他就叫起来，终于迫使我养成了伸直腿睡觉的习惯。

钟啸性豪爽，喜欢苏东坡、辛弃疾、贺敬之、郭小川一路豪放派。能够写点儿诗出来，便不免沾沾自喜流露小小的虚荣。我当时曾为他写了一首诗，现记起来的，是这么几句——

赤心可露胸外，

裸语不善含糊，

诗词喜作数风流，

才能人前卖弄！

那些少不更事的岁月，懵懂的我们，怎知高天隐隐聚集乌云！

风暴劈面而来，我们班一入“文革”门就有五个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原因不外乎有点儿个性或在别人眼里显得特殊罢，我也在其中。至于霹雳怎么降临的，国家主席尚且蒙在鼓里，学生哥儿只能等着当器具了。那时我心情沮丧之极，内心几乎崩溃。全校同学意气风发地投入“革命”，而自己整天夹着尾巴抬不起头！现回头看，才晓得那时没资格去造反抄家，客观上少造了多少孽！这种认知，当然不是庆幸。学生右派解除之后，我见学校里的校长老师有几位被揪出来打成“牛鬼蛇神”，亦是避而远之。有两个还是教过我们班的，我心里竟没有同情或疑问，从未思考过他们也是无谓的牺牲品！有一次我还大着胆子去看抄家，不知那是县里一个什么干部或官儿。去到那儿，屋子里人声喧腾，门口地上乱七八糟一大堆纸笔书籍笔记本！我忽然看见眼前有几张非常漂亮的邮票，正想悄悄收为己有，这时，一个蹲在杂物面前的女孩，十来岁的样子，忽然抬起头盯着我，那双眼睛射出的仇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眼光严厉的拷问，设想在“文革”语境中，我完全可能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冷不丁地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没有做不等于不会做，只是没人给我这样的机会罢了。

还有一件事，我自个儿愚昧还怪别人！那次班上搞个什么活动，要写**语录张贴。我为了表示某种崇敬，便用隶书体极其认真地写起来。不想遭到旁边一个左派同学呵斥：“**语录你敢用隶书写！”我被迫住了手，心里很不服气，当时的右派身份也不敢回嘴。多少年后，我仍对那同学耿耿于怀！包括对本班那几位左派同学。如今才明白，是我自己首先愚痴！什么左派右派，盲目崇拜**，一样愚昧。我们那时都是可怜虫，被忽悠被愚弄犹然自以为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当着那几位同学，说声对不起！我们都吃错药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游离于“文革”主潮之外。待到大串联回来，学校正“停课闹革命”。钟啸那时在造反派“四海翻腾”总部主办《红卫兵报》，见我回校，便邀我参加了编辑部。我便成了《红卫兵报》的一个编辑。落落寡合的我，对钟啸自然心存感激。在编辑部我卖力写作，参与“文革”语境作恶造孽，还热血沸腾地写了些造反诗文，发表在《红卫兵报》上。其中一首诗至今又还记得——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凶。

缝纫社里黑雾横，翻天老保蠢动。

金猴齐抖擞，狠揍小爬虫。

雾散天青见日头，挥刀怒指黑手！

这就是那时我写的作恶诗！一副跟着起哄打砸抢置人于死地的劲头！而今一看：年轻人多么容易作恶呀！只要内心愚昧，见人振臂一呼，立马就会跟着瞎起哄。我自己曾经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还当过右派呢，转过身又跟着整别人了！

这就是“文革语境”——受传染病侵害完全意识不到，犹自以为是！暴力病害传染之迅疾与辽阔，若要探究其中因由及来龙去脉，足够人们不断进行碎片整理。

钟啸与我，1968年走出校门后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他去参加了修建湘黔铁路大会战，我当知青下了乡，随即从习水县转点到安顺县刘官公社务农。三年后招进安顺县食品厂当了烤酒工人。回城后通过寻师找到了安顺师范学校的钱理群老师，从此在边远小城一个民间思想群落开始了一种另类性的思想探求。

钟啸始终浸泡在主流话语中。人性真奇怪，我俩的友情又始终未受思想追求的影响。王钟啸并不讳言他“热爱**”，但同时又欣赏黄翔的诗。而黄与毛这两个湖南佬，文化思想意识决然根本对立！我也是，除非脑袋再次进水，断不会对毛抱什么好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与热爱毛的钟啸数十年如一日的友情。这种情形，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毛式思维，算不算一个讽刺呢？

（四）

读钟啸这些诗，我感到“真实”这两个字，其内涵指向颇为复杂。

回望“文革”岁月，我们如今发现了它的“荒唐”，它的“罪恶”，它的种种“虚妄”与“荒谬”。可实际上，它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又是平常，平凡，感觉正常得并无什么异样，甚至乐在其中的。我就见过不少青年男女结成的民间小群伙，在一把京胡或一架手风琴伴奏中唱样板戏或苏联歌曲、电影插曲而自得其乐，其乐融融。这就是“文革”语境呵，置身其间，感觉就那么平常与正常。就像一般人或大多数人，现如今感到自己的生活平常或正常一样。

“文革”中的民间思想群落：听钱老师讲鲁迅。本文作者在钱理群先生（中）之右身后。

“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文革”语境与今天的生活语境，一旦身在其中，一般人怕是难得超越。或许有不满而别有追求与思索的吧，更多的人便随遇而安了。如果不满者的追求与思索者感到的语境是真实的，那么随遇而安的心安理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也是更为普泛的真实？

什么才叫“真实”呢？

或许，有人会提出，在“文革”写出让今天的人们佩服的诗歌，那才称得上“真实”。

是呀，同是一代人，同样身处“文革”语境，毕竟有人发出了另类之声：有哀伤于生存困境仍顽强憧憬未来的：“当蜘蛛网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诉说贫困的悲哀，我依然铺平失望的灰烬，用孩子的笔写下相信未来”（食指）；有不屈从时潮，始终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从海岸到巉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舒婷）；有要顽强探究世相真面目的：“即使你穿上天的衣裳，我也要解开你星星的纽扣”（芒克）；有看破单一思想只能收受社会病害的：“竹篾般单薄的思想/编成的篮子/盛满盲目的毒蘑”（北岛）；更有直接揭穿造成“文革”劫难之罪魁祸首的：“火光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那是一座偶像权力的象征/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黄翔）。这样一些突破“文革”语境的诗歌作品，在一代人中，毕竟寥寥可数！以上一类诗歌，除非不公之于众——放进抽屉或躲藏起来成为“隐态写作”——必将处处碰壁，引来灾难甚至生命遭殃。在“文革”门中，主统话语席卷华夏大陆，大多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只会跟什么样的风。

那是一个连家喻户晓的主流诗人写“我”都要招致大批判，只能“把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郭小川）的年代！那是整个社会风行以“我们”的口气用豪言壮语书写“颂歌”与“战歌”的年代！

真的写作者，谁不想进入一流创造？为何绝大多数人只能入流、跟流或许还入不了流？

要超越团团围困的流行语境，除了天赋特出，还要有好书可读，或有高手指点，种种因缘汇聚，可遇而不可求。钟啸一腔真诚，为何只能写出跟风的“文革”诗？生在穷山沟，无书可读——甚至连艾青诗也读不到；无人指点，他身边没一个真懂诗的。他凭什么写作呢？只能凭激情。作为写作者，谁不想自己写的东西获得社会认可？钟啸的诗作多在当时公开发表，自认进了文学门径；谁料想堂而皇之的东西，将人带进了死胡同呢？幸而，钟啸还有一组《马绵征之歌》颂赞了一个异类，一位张志新式的反“文革”语境巾帼！又有表达个人情思为他二姐哀伤的诗，这是他这个集子中最获得今人认可赞许的作品。

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写诗？是否有真情实感，只顾抒情感怀就够了？是否能够发表就够了？在写作姿态上，是否勤奋努力就够了？在思维取向上，是否加入流行话语的“合唱”就够了？——可惜，包括笔者在内，多少人因体制教育不断地洗脑，不可能同时具备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

为什么写诗？作为一般写作者，谁不争个在当世为人佩服？特别是边远闭塞穷苦困窘的山娃子，不管什么时候，若能写点分行文句在公开报刊发表甚至出本书之类，则不光自家感到骄傲自豪难免沾沾自喜，周围的亲友熟人同事也会佩服哩。谁管它后人承认不承认呢？这是一般小知识者的奉行准则，也是普通人无不认可的真实。

从个体人生追求的角度，或许可以说，他是为真善美而写诗吧——

你对生活充满希望，

你对未来抱有幻想。

谁愿做尘世间匆匆的过客呢？

谁不想为祖国奉献青春和力量？

这哀悼他二姐早夭的诗句，何尝不是钟啸真实表白的心语！

虽有一颗努力求知上进的心，但陷身于“文革”语境，更因落脚于毫无文化传承，没有任何思想资源、艺术资源、诗学资源的高原山野之中，这种贫乏的起点，怎么能够感到、看到与想到自己追求的理想已经扭曲，实际上已被假丑恶欺瞒愚弄？！

“王钟啸们”的诗歌写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对于文学，钟啸从未放弃内心的真诚，也使我感动而有些惭愧。我与文学其实是若即若离的，并不因为与诗的不解之缘，就不明白文学带给人当然包括我的毛病。

因此，当我们质问：文学，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我不想这种呵斥落到钟啸身上，他对文学的真诚能否化解这种呵斥之声？如今看他这本诗集里对最高领袖的盲目歌颂，至少我表示谅解，因为他有真诚！

真诚对路了，就会导向良知。一旦机缘所致，也叫人刮目相看。这就是钟啸诗集里那一大组《马绵征之歌》。马绵征其人，敢于叛逆“毛式话语”，敢于质疑“文革”劫难，像张志新、李九莲等女子一样，无疑是孤胆英雄式地屹立在一片红色浪潮中对抗“文革”语境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她们的价值及其意义，至今并未得到完全彰显；她们的形象尚待日后全貌恢复。对这个一般人不敢亦不愿触及的题材，王钟啸却酣畅淋漓地大书特书——

寒冬终究封闭不住春天的萌生，

黑夜又怎能将闪亮的眼睛囚禁？

监牢，可以关住一个烈性女子的身躯，

关不住今日的情操，明天的信心。

任凭背上的斩死牌逆风晃荡，

岂管嘴被布条、铅丝紧紧捆绑，

这封建主义加法西斯的暴刑呵，

怎能塞住真理的声音，奔突的岩浆……

这一曲《马绵征之歌》至今虽未正式发表，却颠覆了王钟啸公开言说的那些“文革”诗作文本，体现了他内在良知的力量。对于钟啸，马绵征事迹是难得一遇的题材；钟啸的良知与马绵征事迹，互相发现互为因缘，以这曲良知之声为参与“文革”的过失多少赎了罪！令人遗憾的，是本诗的批判，对象依然是“**、四人帮”，遵从的话语套路，仍未走出“文革”门。

（五）

可注意到这本诗集中的作品，大都发表于国内正式报刊：《水钢通讯》、《小草》、《苗岭》、《群众文艺》、《花溪》、《贵州文艺》、《铁路会战报》、《贵州日报》副刊，好多还是省一级。并收入《风雷滚滚》、《乌蒙新歌》、《飞虹集》、《石花》、《遵义霞光》、《喷泉集》、《山海的悼念》、《三十年诗选》等等诗集。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是社会风气。1971年后，“文革”门里“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空前扩大……文艺刊物陆续复刊，诗歌批判会、诗歌讲用会、赛诗台等群众诗歌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全国出版了数百种诗集。”一位评论家后来写道，“一套新的理论原则与‘样板戏’原则，一起在诗歌中得以贯彻：诗歌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提炼主题，必须牢记‘根本任务’，必须‘写中心，唱中心’……无论是‘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评法反儒’、还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歌唱“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诗歌都紧密配合，报刊上都有专门文章篇幅登载。”（张劲《重读来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最高指示下达城乡每个角落，全国山河毛式话语一统天下。从上到下，层层叠叠，各种机构，尤其是宣传、文艺部门，跟风造假步步紧跟，上唱下和，到了工农兵身上，无论落笔还是开口，便寸步不离合辙顺调。一套“文革”话语，习惯成自然；一副“文革”腔，怎么也改不了。“文革”之后，很多诗人在报刊上硬撑了几年，之后便销声匿迹。时代交替，不能进行话语转型的诗人在全国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是二三四五十年代成名乃至名满天下的诗人，走出“文革”语境后，再已没几个能够写诗了！就说老三届，好多当年写诗的未免消逝得太早！真正立得住的诗人也少得可怜。原因简单，仅仅从艺术角度看，诗歌这种文体对语言的敏感，就是它特别不能容忍话语的虚假！

再就是个人心理。作品能够在报刊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一般写作者通常感到荣幸。如今正式出书者多会介绍自己的各种作品发表于什么报刊，得过什么奖之类。与“文革”时相比，时势今非昔比，一般人的心底，依然那么卑微；炫耀的，依旧是体制标记。落后也罢，进步也罢，不过是在共同的语境中被当下认可，环境轮转，时势变化而已。体制还是同样的体制，人心亦还是一样的人心。你有什么资格否定过去？

还是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的“随大流”。然后混个脸熟，在小圈子也算知名，既安全又满足了虚荣心，如此而已。那么，我们自以为得意的东西，谁知道历史翻过几页后，会不会又成泡沫垃圾！

如今读《王钟啸诗集》，我看到一种十分真诚的诗歌写作，一种并不虚伪的真情实感，扭曲在一片虚假虚妄虚饰虚浮的时代风气之中；一个活活的诗性生命，乃至一代人的诗情诗思，就这样被“文革”语境破毁了。

流风所向，被污染的心，很快加入传导染污的共同体，形成红色年代的大合唱！

“文革”中的思想群落：朋友们在钱理群先生寓所前留影。前排右二为钱理群先生，本文作者在后排中间。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钟啸之“过”也，当来自其语境。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首先是时代出的问题；要说其诗歌作品有什么毛病，就是社会病！谁造成了“文革”语境社会病？要追究责任，首先就要追究“毛式话语”的强权推广者！相比起来，只是清查一些小民附和性的言说与写作责任，未免就主次不分了。

但小民附和性的言说与写作就啥事没有了？造成一种席卷一切淹没全体的语言环境，绝非一人之力或者一个群体一个阶层所能做到。想想看，身处那个时代的人，谁又躲得了？要彻底寻根究源，又须每个人反躬自问。这个集子中那首如今看来十足假大空的歌词《我对全球放声歌》，就是1974年春节期间钟啸到安顺找我玩时，我俩认真地而且兴趣盎然地搞出来的，这就是实证！“文革”语境之所以成为泛滥整块大陆的汪洋大海，让每个国民陷入文化大浩劫的灭顶之灾，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推波助澜，哪怕只作了一分！那也是赖不掉的“共同”参与！既然都有过失，共同忏悔是应当的。哪怕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哪怕绝大多数参与过“文革”的人至今浑浑噩噩，并无忏悔之意，哪怕国人至今还没有对“文革”作集体忏悔的可能，我们先从自个儿开始！

（六）

以笔者近来在网上倡导的“病毒写作”眼光看，在钟啸诗的“真情实感”里，分明有“病毒”隐匿其中。

什么病毒？“顺民意识”或“暴民心态”病毒。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无不深知“顺民意识”或“暴民心态”病毒催蚀社会人心的酷烈危害。

身处“文革”语境之中，无论我们当时是怎么表现的，我们都是“文革”分子！个个都是病毒携带者，要么顺从主统意识跟着造恶，要么跟着起哄推波助澜。心藏贪、嗔、痴，有什么不能从心里发动的呢？仅仅贪图痛快贪图为他人认可，“文革”时多少年轻人，就对所谓“地富反坏右，走特叛嫌臭”极逞抄家批斗之勇！而后嗔心大发，以仇恨、嗔怒、憎恶之心挥皮带动棍棒，这还不叫“愚痴”吗？忠实的愚昧，愚昧的真诚，岂非寄身在“文革”一代人心中最流行的病毒？从身、口、意三门看，造反派显态地造恶，其他人呢？身与口造恶没辙了，但心里呢？要么羡慕，要么认同，要么寻思报复，不也是造恶么？内心对流行那一套随和附议，便已经造恶了。这叫“随喜作恶”。就像前些年美国轰炸伊拉克，不少国人跟着叫好一样。我们在“文革”中被愚弄忽悠，分为左派右派，而后左右两派相互轻蔑与敌视！实则要么做了奴隶，要么想做奴才而不得，贪嗔痴病毒已经噬心，犹然自以为真理在手！

我们在“文革”中所见所闻，身体力行的语言暴力还少吗？1966年我参加一个“五湖四海”长征队步行串联到了贵阳，陪一位天津红卫兵去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回来后他发现度数不合，问询接待站的阿姨，竟越说越气，当即写了一张大字报，另纸写了一张“砸烂黑店”四个大字，让我与他去到那家眼镜店，不由店家分说即张贴上去，然后得胜而回。当年的红卫兵，谁惹得起！大字报，店老板更不敢撕。随即，这家眼镜店也就关了门。好几天，我经过那里，仍看见贴在门板上“砸烂黑店”几个张牙舞爪的大字。这类口诛笔伐的语言暴力肆虐妄为，为“文革”语境平添了几多火药味。没有这种语言暴力的齐心协力，所谓“文革”语境又何以形成？这样的行动，指控谁呢？我自己，不就是一个仗势（仗所谓“造反有理”）欺人的协恶犯？！

钟啸诗集的“文革”话语所带的愚痴病毒，因了真情实感的包装似乎变得可爱，然其为“革命情感”所挟持的虚妄性，今天已无处躲藏。对圈外的读者，这样的诗似乎失去了阅读的价值，人们总会轻松地抖掉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今，还有多少人去读那些五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诗人及其诗歌呢？

除了个人及向亲友熟人同事送一份特殊礼物的纪念意义，钟啸这样的作品还有没有别的价值？

应该说，“文革”话语类的诗集还有某种文本价值，甚至还有特殊的诗学价值。我想，这种诗歌以其历史的真实，应当进入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等学术文献研究视野。这仿佛是生活开的玩笑，写诗者当初万想不到，本来要去的地方，结果却走到别处了。在此我郑重建议：诗集付印后，不妨寄一些到各地特别是各学校图书馆，更别忘了寄几册到广东汕头市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可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文革”博物馆！这样的文本，将向后人提供真实的“文革”语境：“文革”语言艺术、“文革”诗歌样式、“文革”思维方式、“文革”话语系统等等，没有这样的实物留存下来，所谓“文革”只会成为空壳而被遗忘。而忘记过去的人们，必定会重蹈覆辙！

当这样的文本面对儿孙的时候，我们惭愧而又坦然，然后可以说：这就是你的前辈们所经历的真实语境。

2009年9月18日初稿于贵阳

12月15日于安顺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