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着镜子，看到的却是我母亲的脸。Www.Pinwenba.Com 吧
这是因为我化了妆。
一旦上妆，我就和母亲变成一个样子。这极端诡异，我知道，所以我一直拒绝化妆。
我和母亲不一样，这是支持我有尊严地活下去的强烈信念，我以此自警。自古对于这种情况就有一句经典注释：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我母亲是污泥，而化妆是清涟。
然而浓墨重彩下的我，的确是有一点妖艳的，不像我，像我母亲。我和母亲有着一模一样的轮廓，这是血缘关系烙在我脸上的红字。
母亲淡妆的脸出现在镜子里，与我的脸叠映在一起，她的脸上带着嘲笑，以及明显的嫉妒，似乎不甘心她的美艳被我取代——天知道，我最恨的事情就是代替她。我从来都不想变成她。
然而她是我母亲，这不能改变。因此，当她脚踝受伤，就要由我来替她挂帅，打那三十六个旋子。《穆桂英挂帅》，这是团里的压轴戏，而母亲是团里最红的刀马旦，台柱子。海报上她的名字比别人大三倍，剧照也挂了出去，如果临阵换角，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团长让我上场，母亲台后代唱，即使动作略有一点不流畅，也可遮掩得过去了。
作为母亲的女儿，不管我有多么痛恨她也好，自幼耳濡目染，我也懂得打旋子及卧鱼，即使是三十六个旋子，也难不倒我。一般的刀马旦还真不是我的对手。
一个，两个，三个……十六，十七……旋到第二十三个的时候，掌声响起来了。我不停，三十，三十一……三十六……我听到团长在幕侧大喊：“好！”
三十六个旋子，是母亲的招牌动作，只要可以当台完成三十六个旋子，就没人会怀疑我是在李代桃僵。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任务，但我仍然不停，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五，四十六……台下掌声雷动，如海潮翻滚，一浪高过一浪，叫好声口哨声响成一片。五十二！
我稳稳收住，一个亮相，气不喘，步不摇。全场观众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我在掌声中婀娜地谢礼，拖枪回营……我知道，我已经胜过了母亲。用了一种最特别的报复方式：如果她今后登台时，不能当台完成五十二个旋子，就要被人喝倒彩！
我和母亲的仇恨始于六年前。
那天，天气晴和，鸽哨响在半空，绿草地上点缀着点点鸽粪，我坐在一棵冬青下温书，太阳晒在身上，很暖，让人有点想入非非。虽然已经是暮春，然而花开得很好，姹紫嫣红，并且没有败兴的断壁颓垣。我忍不住想唱几句，于是清了清嗓子，却突然找不到调门儿了。
这时候我看见母亲从小楼里出来，她不是一个人。那个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衣，风衣搭在手臂上，也是黑色，袖子卷得很高，露出长而密的汗毛，在太阳下闪着金色的光——那是个洋人。我突然作起呕来。
不过是暮春，可我在瞬间已经枯萎。我的秋天提早到来，没有季节过渡。
那天以后，我们家的早餐改成鹅肝酱伴面包片，奶沫咖啡。母亲打奶泡的姿势很漂亮，而且纯熟。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练就了这手功夫，难道在认识兰努之前就已经煞费苦心？
晚餐常常周旋于不同的异国情调的餐馆，餐后有舞会。母亲穿着低胸露背长摆细腰的黑裙子，在那洋人的掌中舞得像只黑蝴蝶。她的身子后仰，头发盘在颈后，是舞剧天鹅之死的表情。
是谁说的，母亲不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哀艳的美。
洋人常常用不同语种的语言赞美母亲，说她是天使，缪斯女神，
后来她就有了一次赴法演出的机会。接着是欧洲巡回演。接着全团回国的时候，母亲延期停留，直到签证日期满的最后期限才终于返回。我去北京接机，她脸色憔悴，头发枯干分岔，手上布满针孔。
她请了半年的长假，以休养为名四处旅游，避开流言蜚语。
流言有很多个面目，最畅销的一种是说母亲在国外**，染了暗疾，治疗未果，回国来继续治疗。
我在阳台上寂寞地打着旋子，左腿踢右腿，然后以一只脚为中心，像陀螺那样随风旋转，乍一看好像是风吹的。我其实和母亲的剧团并无往来，但是那些流言不知道是怎么吹到我耳中的，甚至吹到了我的学校。走在校园里，会有人在身后指指点点：“就是她妈……跟外国人……有病……”
风声鹤唳。
我恨透了母亲。
暑假，我避无可避地回到家里，终于和母亲面对面，避无可避地，我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骂她“不要脸”，这是我能说出来的对母亲最恶毒的话语，而她回报我的，则是劈头盖脸的谩骂和粗口，甚至让我羞于重复。她似乎把多年来积压的怨气，把寡母带大孤儿的委屈，把别人对她的白眼，把故作潇洒的表面下遮掩起来的难堪与愤懑，统统借着这次争吵发泄了在我身上。
羞痛之余，我也有些同情母亲。想想她其实也难，父亲去世得早，她一个人拉扯我长大，练功已经很辛苦，她又偏偏那么不甘平淡，仗着功底好扮相好，一心一意要超越前辈名伶。无奈她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名伶叫板的时代，在这个电视机取代舞台的旷野里，再不入流的跑调小歌星也比一个省剧团的头牌刀马旦有市场。她想出人头地，甚至漂洋过海，除了巴结外国人，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犹豫着是否要原谅她。
她却在筹划着如何降服我。
家里贴满了她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大幅剧照，还有她和她的异国情人的合影——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她的情人，但是只要对方是男人，我就产生不洁联想。
我知道她在向我炫耀，于是趁她不在家的下午，用一把剪刀，把那些男人剪得粉碎。至于剧照，那上面她的妆容已经很艳，我则用毛笔蘸着红色墨水画得更加浓艳，仿佛血流披面，极其恐怖。
她回到家来，见到一墙狼藉，尖叫，然后拉住我的长发往墙上撞，仿佛要用我的血去清洗那些红色的墨迹。她的指甲刮着我的头皮，如此锋利，而她的话语则更加锋芒毕露：“你吃我的穿我的，还要毁我！你嫌我丢你的脸是不是？你想去国外丢脸，还不知道丢不丢得出去呢？”
是这番话刺激了我。我用力推开她，收拾起随身包裹，就此出走。她双手交抱胸前，嘿然冷笑，没有拦我。
我下楼，离开家好远后回头，还可以看见她站在阳台上。只是一个剪影，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看我。
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我都辗转于各个城市的酒吧与夜总会之间，以唱歌为业。大三辍学，不可能再进写字楼做白领，而且一个白领的工资未必胜得过酒吧歌手。
歌唱余歇，我偶尔也会秀一段京剧，仅作助兴而已。观众也会有掌声，但须适可而止，时间不能长，一长就会有嘘声。最适宜的是在唱通俗歌曲时变一段调，行话叫“跨界”，就是在两段歌中间唱几句京戏，荒腔走板都没关系，要的是个闹。
我为京剧悲哀，我为母亲悲哀。我有一点点理解她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母亲的海报。他们这一轮的巡演是在国内滨城，海报上斗大的字体写着母亲的名字，下边注明她曾在国外哪些辉煌的剧院里演出过，并获得怎么样的成功。
我徘徊在海报牌前，用手指无意识地勾勒着母亲的脸，就像隔着时空在抚摸自己，情形十分吊诡。然后，我听到团长的声音：“你也来了？太好了。正愁抓不到替身呢！”
是在那时知道母亲脚踝受伤的消息，并且被团长抓了个正着，勿勿推上台去。说是推，其实有些半推半就，毕竟学了那么多年京戏，却始终没有机会在台上一展功架，多少有点明珠投暗的不甘心。
五十二个旋子成全了剧团，五十二个旋子结束了母亲的挂帅生涯，五十二个旋子扭转了我的路。
以母亲的年龄与功力，注定了她永远不可能突破三十六的纪录，遑论连跃三级。庆功宴上，母亲喝得很醉，然后便哭起来。团长为难地看着我：“当然也可以找别人照顾她，不过你知道你母亲的个性……”
我当然知道，她是那种头发掉光了都要高高昂起假装自己戴着王冠的人，酒醒之后，一定会对照顾自己的人恨之入骨，因为担心醉酒的不堪落在对方眼里。不会有人愿意守住醉醺醺的她，不会有人这样自讨苦吃，除了——她的亲生女儿。
那晚，她整夜都在冷笑，吟唱，低语，倒在我的怀里，一边呕吐，还不忘一边指着我咒骂：“你以为你能比我做得更好？你做梦。你永远也超不过我，最多一模一样地抄袭我，多打几个旋子有什么了不起？顶的还是我的名头。你不过是个替身儿。”
我不信自己只是替身，不信自己超不过她。除了比她多打十六个旋子之外，我还可以做到更多，更出色。我一定会做回自己，打出自己的旗号。
我在剧团里留了下来。随着他们转战一个又一个城市，从母亲的替身，到打出自己的名号，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母亲肯放手让我走到台前来，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的艺名要跟她一样，只是前面加个“小”字。她说这是传统，比如“小白玉霜”，“六小龄童”，“小香玉”等等。
她吃定了我，越是我拼命要脱离她的影子，她就越要把自己的印志烙在我身上。这张脸已经是从她的模子里脱出来，如今连名字也要注明标签，惟恐世人不知道我是她的翻版，再造品。
我起初执意不肯，然而团长再三再四地调停，说无缘无故把一个老演员从头牌位置上拉下来，总要给个说法，人家师傅带徒弟还要打上标签呢，况且她毕竟是我的母亲。再说这样也好平息团里其他人的口声，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母亲让位出来呢，现在好容易等到了，又杀出我这个程咬金来，若是自立门户，岂不扫光所有二排、三排演员的面子？但是叫个“小”什么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代替的是母亲的位置，等于还是母亲霸在位子上，别人便不好说什么了。团长几乎声泪俱下，最后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从小看你长大，也只求你这一件事。”
一件事，定了终身。
勾脸，妆身，头戴簪缨，身披蟒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心底的最爱是京剧。锣鼓点如马蹄纷沓，我不知哪里来的渴望，旋子打得如疾风落叶，怒水浮萍，恨不得死在台上才好。到这时，别说只是一个名字，便叫我献出生命，大约也是肯的。
我很快地红了，红得超过所有人的经验与预料。团里经费紧张，人手缺乏，说是来不及制作新广告牌，竟然只拿了旧的来充数，只在母亲的名字前加了一个“小”字。美工师傅说：“反正上了妆，你们娘俩长得一模一样。照片不换也罢。”在剧团，时时事事，都在提醒我最不愿意记忆的事实。
大约母亲很享受这过程，她早就把人生目标定在与我持续不绝的作对中，我越是不快乐，她便愈是强化这概念。不但每天严妆，用速效平纹笔来消除眼角皱纹，甚至连发型和衣饰都刻意模仿我，每当人们把她当作我或者把我认作她，她就会嘻嘻冷笑，正中下怀地说：“差着二十几岁呢，怎么也会认错？真是的！”人们只得顺着话头说，你看起来实在是年轻，诸如此类。我淡然一笑：“是我显得老相，不化妆像五十岁。”母亲的脸猛地一僵，整个冷下来，我转身便走。
只有练功和表演可以抚平我的伤，安慰我为这舞台做出的种种让步。但是县级小剧场渐渐不能满足我的表演欲，有一位使馆客人看过我的表演后，在后台找到我，赞叹说：“你实在应该出国表演，把我们的京剧艺术发扬光大，把你的美向全世界释放。”
这话就像一只火镰，蹭地点燃了我隐伏于胸的炽热心愿。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渴望着什么，就像一只鲸，游在金鱼缸里，觉得郁闷，却没想到究竟要什么。现在我明白了，是打破那只缸，游进大海里去——大海，就是全世界。我需要更大的舞台，更多的掌声，我不甘于只是做一个省剧团的台柱，更不甘心只在市区舞台巡演。要是国家京剧团或许机会还多一些，但论资排辈的演员长阵里，我想凭借五十二个旋子便成为国剧团台柱，这比痴人说梦更痴。
当晚，我向团长提出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设法往国外演出？以前不是做过欧洲巡演，而且效果还不错吗？为什么不再搞一次？”团长又搓手又咳嗽的，做足了一言难尽的种种常规动作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实团里对你母亲的态度，是有些亏心的。这些年，她也不容易。”
我似懂非懂。然而也明白那潜台词就是说“谈何容易”。但是我现在的拥趸比母亲更多，母亲可以做到的，我当然也可以做到。我开始积极设法，探求出国表演之路。
那位使馆先生十分热情，他是真心热爱京剧的，他告诉我：“其实这种事说难也不难。就是两点：一是有国外剧团的邀请函，这个通过关系可以想办法；二是有雄厚资金，拉拉赞助之类，就是慢工出细活的事儿了。”
我说：“那就一步步来吧，先设法联系那个邀请函。赞助的事，我找团长再想想办法。”
使馆先生说到做到，隔不两天就替我安排了一个饭局，对方是葡籍华人，却在英国文化交流部门任要职，挺胸叠肚，大口吃四方，破题便说：“自从有了‘地球村’的说法，全世界就都是一家人了，语言不是障碍，有些事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交流的。”我有点怀疑这双关语是否是我疑心生魅影，但他频频把手错放在我大腿上的举动让我知道，这里没有误会，有的，只是明码实价的交易。
我僵着脸吃完了那顿饭，回到家，比任何一次排练或演出更累。母亲闲闲地靠在躺椅上修指甲，脸上露出一副“我什么不知道”的表情，吃吃笑：“知道这碗饭不好吃了吧？”
又是一语双关，我厌透了，顺脚踢开旁边踏脚用的小凳子，恶狠狠地说：“吃不下的饭，我宁可饿着也不会吃。”
母亲冷笑：“饿一顿容易，饿一辈子呢？别说我不帮你，我知道你要为出国巡演拉赞助，已经替你联络了几个我以前的老朋友，都是很舍得在艺术上花钱的，什么时候见个面，你自己看。”
我倒吸一口冷气。她不但要我重复她的名字，还要我重复她的路，重复那些我最不耻的勾当。她安了心要把我打造成另一个她，用我来延续她的生命，她的选择，她的错误，以及她的耻辱。我想骂她，想反驳，甚至想尖叫，但是一张口，便吐了。喝了太多酒，受了太多气，所有的委屈与无奈，让我再也无力独自背负。
我倒在母亲怀里，一边吐，一边喃喃低语：“我不想做你，我不会输给你的。”
母亲为我拍背，整发，擦脸，手势无比温柔，而声音冷若冰刀：“不输给我，就得照着我的路来，走到一百步后，再回头笑五十步。不是口口声声说愿意‘为艺术献身’吗？怎么临阵退缩起来？”
每一句话背后都藏着另一句话，难道是这一行的规矩？我想愤起反击，但吐得太厉害，连头也抬不起来。母亲忽然吃地一笑，又说了一句更加双关的话来，是《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台词：“吐吧。吐啊吐啊的就习惯了。”
我要不要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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