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宋代书院与理学

宋代书院与理学

宋代学术史发展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书院和理学的结合。Www.Pinwenba.Com 品 文 吧书院萌芽于唐，发展于北宋，到了南宋，就成为理学的主要学术基地。两宋时期的理学家们普遍地创建书院讲学，书院既是理学家们培养人才的教育基地，又是他们从事理学研究的学术基地，从而推动了宋代理学史的发展。

本文专门论述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关系，以了解理学家们是如何将其学术思想渗透到书院教育中去的，理学学术思想又是如何通过书院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

一、 书院的起源与初兴

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不仅书院的名称起源于唐代，作为教育组织的书院也起源于唐代。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历代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到了唐玄宗时期，则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为“书院”。

唐开元六年(718年)，最早出现了“书院”的名称。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开元“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十一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这里所说的“丽正修书院”或“丽正书院”，是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机构。唐开元十三年(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其职能除了收藏、校刊经籍外，还负责举荐贤才、提供咨询等事务。可见，这所书院并非为一种教育机构的书院，正如清代学者袁枚所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随园随笔，卷九.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只是“书院”名称之始，而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

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之后，民间一些读书人借用这个名称自办书院，以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从而产生了最早的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史志上明确记载一些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由幸氏家族建于唐元和九年(814年)。据南宋幸元龙《桂岩书院记》载：唐幸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再如江西德安东佳书堂，《南唐书》、《宋史》等史籍对东佳书堂在唐代办学均有记载。这所书院最初名“书堂”，后来才改为“书院”。此外还有几种书院，均是史志上明确记载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尽管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它们确是书院教育的起源，这些书院既有藏书，又有教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一般特点。

到了北宋，书院才开始得到蓬勃发展，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客观需要是分不开的。北宋时期各地竞相建置书院，致使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产生，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

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赵宋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以后，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发展。这时，士子们开始产生了读书的要求。但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只重视科举取士，而不重视兴办学校，加之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宋初的地方官学没有任何发展。因此，唐五代时期刚刚萌芽的书院，在宋初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书院兴起成为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许多学者、教育家和重视文教的地方官员开始创办书院讲学，要求读书进学的士子纷纷步入书院接受教育。官学不兴的局面，使书院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私人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

北宋创建的著名书院有许多所，现将几所著名书院作一介绍，由此以窥北宋书院发展的全貌。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785—805)中李渤与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并养一白鹿自随。南唐升元(937—942)中就白鹿洞建学馆，由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掌教。这实际上是当时的官办学府，被称为“庐山国学”和“白鹿国庠”。北宋初年，江州地方人士开始在白鹿洞建书院（或书堂、学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因来学者日多，江州知州周述向朝廷请得国子监印本九经，以供士子学习。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命有司修缮白鹿洞，塑孔子及十弟子像。皇祐五年(1053年)，孙琛就白鹿洞故址建学馆十余间，以教四方学者，知南康军郭祥正作《白鹿洞书堂记》。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唐末五代时有僧人智璇在此建屋聚书，召集士子求学。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旧基上建讲堂斋舍，聚集生徒。咸平二年(999年)州太守李允则扩建，国子监颁给诸经书义疏和释文。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匾额，增赐内府书籍，岳麓书院因此名闻天下。

应天府（睢阳）书院，在河南商丘。宋初为名儒戚同文旧居。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戚旧居上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招收生徒讲习。真宗赐额“应天府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改为应天府府学，正式被改造为地方官学。

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太室山麓，为五代后周时建。至道二年(996年)朝廷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赐“九经”藏于书院。景祐二年重修，更名“嵩阳书院”。

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唐元和(806—820)中李宽在此读书。宋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请，在李宽读书处建书院。景祐二年，根据集贤校理刘沅的申请，宋仁宗赐给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

茅山书院，在浙江江宁三茅山后。宋仁宗时处士侯遗隐居茅山，建置书院，教授生徒。天圣二年(1024年)王随任江宁知府，奏请于三茅齐粮庄田内拨田三顷，供书院赡用。

华林书院，在江西奉新华山上。在五代、宋初之时，胡珰、胡仲尧创办了这所家族式书院。胡氏家族数代在此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仪。徐铉作《华林胡氏书院记》称：“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百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华林书院的教学受到朝廷重视，曾两次得到宋太宗诏书旌表，宋真宗亲自作诗赞扬。

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故而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学术界历来就有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天下四书院”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吕祖谦则提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四大书院；王应麟《玉海》从吕祖谦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又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书院”。这还只是宋代学者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如果把明、清学者的不同意见列进来，就更多了。但是，在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吕祖谦所提出的四大书院得到了最多的响应。因而，人们一般都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列为“四大书院”。

在宋初官学不兴的情况下，书院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故而形成了一种初兴的局面。

书院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私学发展的产物。中国私学前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春秋时期，孔子于庠序之外自招生徒，传授学业，开始了私人讲学活动。这种私学形式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先秦的私学是一种不很正规的教育机构，它没有专门的教育设施、管理制度，也没有固定的教学日程和教学内容。到了东汉，传统私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名为“精舍”的私学组织。据史料记载：

淑（指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王府连辟，并不就。（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57.刘淑传.）

（檀敷）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57.檀敷传.）

与先秦的私家讲学相比，精舍毕竟是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他们或是在自己家中，或是在其治学读书之处，设置了一个固定的教学场所。但是，精舍在组织管理、教学授课方面仍不够正规和完善。

两宋时期书院兴起，标志着中国私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制度化的阶段。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私学，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有了专门的教育设施。岳麓书院初创时，即有“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宫室，院上.。可见，书院不同于那种没有专门教学设施的传统私学，它已经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并为传统私学的个别讲学发展为书院的集体讲学创造了条件。

第二，书院形成了包括讲学、藏书、祭祀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规制，它们浑然构成一个整体，使书院得以完成其文化—教育的功能。这种独具特色的规制能够形成，说明书院制度的完善。书院规制不仅在不太正规的传统私学里没有，就是比较正规的官学也不一定具备。

第三，书院设置了负责教学、行政管理的职务、职事。其中有总领全院教学、行政事务的山长，教学方面的职事还有堂长、讲书、讲书执事、司录等。这体现了书院的管理方面的制度化。

第四，书院有了专门的经费。这些经费或由地方政府拨给，或由私人损赠等，从而能保证教学、学术研究、藏书、祭祀等活动的顺利开展。

书院制度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随着书院的发展，书院的制度化有了更多方面的体现。譬如，制订了关于书院培养目标、为学基本要求及日常生活准则的学规，拟定了书院授课读书的课程，另外在祭祀活动、图书管理、经费安排等方面均有较严格细致的制度。因此，应该说，书院是中国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果，是一种制度化、正规化的私学。

二、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结合

传统私学的繁荣总是因为它和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联系在一起，如先秦私学是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联系在一起的，汉代精舍又是与经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书院是中国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应该而且必然会与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蓬勃的生命力。事实上，这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已经形成，它就是理学。

宋代学术史上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书院与理学几乎同步发展。书院是唐五代起发源、北宋初兴、南宋发达，而理学也是唐代出现萌芽、北宋奠基、南宋走向繁荣，而且，整个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几乎都是和书院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北宋初年，出现了理学先趋的“宋初三先生”，他们是胡瑗、孙复、石介。黄宗羲评价他们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此“三先生”均与书院有重要的联系。石介在泰山创建书院讲学，并撰有《泰山书院记》，标明振兴儒学的办学宗旨。景祐二年（1035年），孙复应石介之请，到泰山书院讲学。另外，孙复还曾在睢阳书院任学职。胡瑗虽没有创办书院，但他所创立的“苏湖教法”对书院影响很大。

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就是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力图为儒学完成“寻源探本”的任务。周敦颐还创办书堂讲学，他晚年隐居庐山北麓，建有濂溪书堂，读书、讲学均在其中，直到逝世。程颢、程颐兄弟曾从学周敦颐，他们发明“天理”，奠定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元丰五年（1082年)程颐居洛阳讲学时，曾于洛阳城南四十里处建伊皋书院。这所书院就成为他传播理学的基地。可见，周、程不仅是理学史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实现理学与书院结合的重要开创者。

北宋理学家办书院讲学，尚不十分普遍流行，到了南宋，理学与书院的结合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举行，大量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南宋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但这些书院的闻名与朝廷赐额等恩遇无关，而完全在于它们成为那些著名的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基地。这时，理学思潮和书院教育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书院成为南宋理学蓬勃发展的大本营。早在南宋初年，将二程洛学南传的两个重要学派——闽学、湖湘学，即和书院教育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程门大弟子、开启湖湘学派的杨时，即在常州建有毗陵书院，在无锡建有昆陵书院、东林书院。另外，开启湖湘学派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也在湖南湘潭创碧泉书院、在衡山创文定书堂讲学。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称：“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胡宏集.中华书局，2009：202.）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发展、繁荣时期，史称“乾淳之盛”。这时，各派理学家也都在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使书院成为理学学派基地。如乾道初年，张栻主持、兴复了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乾道、淳熙之时，朱熹在福建建阳建有寒泉精舍、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在武夷山建有武夷精舍，又于江西庐山恢复白鹿洞书院。吕祖谦则在浙江金华明招山创建、主持丽泽书院，四方之士争而趋之。另一位重要的理学家陆九渊则在江西金溪创建槐堂书屋，在贵溪创建象山精舍，主持书院讲学，从学者甚众。这些著名的理学家均分别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使得书院和理学均得以蓬勃发展。南宋庆元年间，理学家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沉重打击，纷纷被罢官、流放，这样也抑制了书院的发展。直到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以后，尤其是宋理宗之后，理学才逐步受到官方的支持，理学家的社会地位才日益提高。此同时，书院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数量上，出现了宋代书院发展的最高峰。据统计，南宋理宗时期建置书院的数目，占整个宋代书院建置数目的2/3以上。可见，理学蓬勃发展，对书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理学家们为什么这样积极热忱地创建书院？理学和书院教育相结合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既和发展文教的需要有关，又和发展学术的需要有关，现分而叙之。

首先，我们来论述一下教育方面的原因。

由于理学家们发现了官学的废弃和腐败，遂立志通过创办书院而实现教育改革的宏愿，这是理学家们重视书院教育，将书院和理学结合起来的首要原因。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金军入侵，宋室南渡。在这种山河破碎、四处流亡的政治背景中，文教事业自然陷入停滞、废弃的状态。宋高宗在最初的流亡生活中，总是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而不兴太学。直到绍兴和议之后，才增修临安府学为太学。以后，各地方的州学、县学也相继恢复和建立。但是，这一切都徒具形式而已，朝廷及地方官吏大多无心兴学，加之灾荒频起、财政困难、政治腐败、教授缺乏，官学教育有名无实，处于一种废弃状态之中。这正如当时的兵部侍郎虞俦在上书中所说的：

窃怪夫近来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续文献通考，卷五十.）

虞俦所揭露的是州郡之学的废弃状态，其实，即使是中央的太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一种状况，不能不使关心文教事业的理学家忧心如焚。

官学不仅徒有虚名，而且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掌教者以科举之文而教，从学者为科举荣升而学。在民族危亡、国家不振、人民受难的当时，学校教育不能申明大义、培养人才，而沉溺于科举之学，足见其问题严重。这一点，朱熹作了严肃的批评：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

理学兴起的主要宗旨是复兴儒学传统，重振儒家纲常伦理，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去培养人才、改造社会。太学的现状显然不利于理学的学术宗旨和教育宗旨的实现，朱熹对太学腐败的揭露，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理学家对南宋官学的批判态度。本来“立学教人”一直是理学家的重要使命，而南宋官学废弃、腐败，显然已无法承担这一使命，所以，理学家们要在官学之外别创书院，从而实现自己恢复儒家教育传统的理想。他们在创办书院讲学时都明确表示，由于官学的废弃和腐败，势必难以承担复兴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和道德理想，而书院教育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南宋初期曾创办书院讲学的理学家胡宏说：“今之儒者，移学文艺干仕进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则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学文艺令其子弟朋友以仕进相招，往而不返，则心始荒而不治，万物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胡宏集.中华书局，2009：17.）他创建碧泉书院讲学，并声称是为了革除官学教育“干禄仕”、“鬻词章”的弊端，“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胡宏集.中华书局，2009:202.，）即振兴二程的理学教育事业，恢复孔孟的儒家教育传统。其他理学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在创办书院教育时，也都明确表示了相同的理想。这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指东湖书院）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袁燮.絮斋集，卷十.东湖书院记.）

总之，南宋诸儒家学者热心创办书院讲学，正是为了“佐学校之不及”，即在官学腐败之时，建立一个能够恢复儒家教育传统、培养“传道济民”人才的教育基地，以改革教育，这是南宋理学家重视书院教育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再来论述一下理学学术方面的原因。

理学家需要一个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促进了理学思潮和书院教育的结合。

中国古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往往是和教育组织、教学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如先秦诸子和私学组织、两汉经学和精舍组织、魏晋玄学与清谈讲学、隋唐佛学与寺庙讲经等。学术思潮必须依赖于教育组织、教学活动才能得以深入的研究和传播，甚至借助于教育组织形成学派基地。理学思潮的蓬勃发展，同样也是如此。

理学家如此重视书院教育，和他们要振兴理学学术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理学家们在创建书院时都有明确表示，他们声称：

甫（袁甫）窃叹世降俗敝，学失师传。梏章句者自谓质实，溺空虚者自诡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书院之建，为明道也。（袁甫.蒙斋集，卷十三.象山书院记.）

……祀事毕，瞬榦（即黄榦）讲明先师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当此重。念废学日久，政有望于讲学之益。故敢僭言之。窃谓先师之道，本诸无极二五流行发育之妙，具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间，存之则为圣为贤，去之则为下愚为不肖。……适我先师剖晰毫厘，穷极幽渺，推时演绎，炳如日星，为学者虑，至深切也。（勉斋集，卷一.竹林精舍祠堂.）

这些理学家创立书院讲学，都声称是为了“明道”，而这个“道”，正是理学的根本学术宗旨。他们反对汉唐儒家学者拘泥于对儒家经典的笺注训诂，而不讲究道德义理、修养心性，即不能“明道”。理学的学术宗旨则是要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形而上的宇宙本体，并以此作为儒家的“道统”。他们明确提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使书院成为理学家们振兴道学、讲明道学的基地。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家们纷纷创建、主持书院，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这种学术思想发展的需要，也是南宋理学和书院教育得以结合的重要原因。

三、 理学对书院的影响

理学作为一股新兴的学术思潮，对中国私学高级阶段的书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 对书院教育思想的影响

理学和书院的密切结合，相互之间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影响、制约着书院教学，使书院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而形成了自己能够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风格和特色。

1 书院的教育目的

唐宋以来，官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应付科举考试以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弊端。理学家们看到了官学教育的通病，朱熹批评当时的官学教育时说“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教育为科举而教，学者为科举而学，结果是“风俗日敝，人材日衰”（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

为了纠正官学的弊病，理学家们为书院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修身为书院教育的目的。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提出了书院的教育目的，在整个书院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朱熹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学规.）他认为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考试以获取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进行义理教育、道德修身，以培养出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士君子。南宋其他理学家在书院教育目的方面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如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中认为书院教育应反对“群居佚谈”、“科举利禄”等习气，目的是“以成就人材，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他教育士子：“学者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南轩文集，卷十四.孟子讲义序.）把道德教育、义利之辨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南宋时期理学家们开创了理学和书院结合的局面，同样也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伦理为宗旨的教育目的。

南宋后期，理学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本身又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书院教育虽然也和科举考试有了密切的联系，但仍有大量书院保持了自己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仍明确反对以科举为目的的教学，主张书院教育是启发良知，培养圣贤，这些理学家的书院教育，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当然，不可否认南宋后期书院教育已受到科举制度的严重影响，科举之学已不可避免地渗入书院，但是，那些理学家主持的书院总是要求士子们以德业为学习目的，把理学的品德培养置于首位。

2 书院的教学内容

理学和书院结合，既改变了书院的教学宗旨，又改变了书院的教学内容。理学家也和汉唐诸儒一样，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因而书院教学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书院在讲授儒家经典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经典采用的重点不同。汉唐诸儒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为主要教材；理学家除继续使用“五经”外，尤重《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四书”，其地位往往高出“五经”，成为更为重要的教材。

第二，对这些典籍的理解和发展不同。汉唐诸儒注重对儒经中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理学家则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从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这儒家经典是为了“明人伦”、修养心性。而且，理学各学派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也不相同。理学派主张以“理”为本，他们主要从理气论、格物致知论阐发儒家经典。心学派则以“心”为本，主张“‘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故主要以“心即理”为宗旨阐发儒家经典。各理学学派的书院均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来解释儒经，进行教学。当然，程朱学派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所注解的儒家经典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历代书院必读的教科书，其影响更为广泛和久远。

此外，书院还以理学家们的著作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理学家留下了大量理学著作，以阐发他们有关太极阴阳、理气、理一分殊、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道心和人心、天理人欲、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等理学思想。这些著作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书院的山长们往往把它们作为书院的必修课程。许多书院规定除了以“四书”及朱子的《集注》为“读书之本务”外，还将理学家的著作作为教学内容，包括《太极图说》、《通书》、《正蒙》、《西铭》、《朱子语类》以及其他理学家的文集之类。这些都是理学和书院相结合以后在教学内容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色。

3 书院的教学方法

书院在千年办学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在教学方法上尤独具特色，一直受到古今教育家及学者们的关注。书院之所以会形成这些颇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也是因为在和理学结合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

理学之所以不同于汉唐诸儒，就在于它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资料和修养方法。理学家们既有精深的理论体系，又有切实可行的道德功夫，而且二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当他们以书院为基地传播其学说时，他们所运用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为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朱熹在学术上主张以理为世界本体的“天理论”。“理”是存在于天地自然、人类社会之中的客观法则。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读书博览的途径以获取知识。所以，格物致知是朱熹倡导的重要教学方法，对书院教学影响很大。他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7.格物致知当然首先是朱熹的学术主张，他用这一思想指导书院教学，使之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论。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说，格物致知论注重对外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在与此相关的读书学习方面，朱熹一直提倡泛观博览的读书法。所以朱熹主持的书院，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都具有注重格物致知、泛观博览的特点。

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心即理”。作为宇宙律、道德律的“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因而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则更注重“明心”、“立心”。他认为，既然天理在我心之中，教学只能以反省内求为途径，即从吾心出发认识世界、体悟天理，而无需像朱熹所讲的那样，以“格物致知”为求学的途径和方法。他在鹅湖之会上大力攻击朱熹的教学方法，而倡导“以尊德性为宗”。因而，在创办书院教学时，其教学方法就有自己本学派的鲜明特色，即“先发明人之本心而使之博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陆九渊《年谱》记载了他在象山精舍的讲学活动，“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此心耳”。

吕祖谦在理学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在哲学本体论上既崇“天理”，又崇“本心”。反映在教学方法上，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吕祖谦在书院教学中，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观点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他本人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兼取各家，而不像朱陆那样偏激。此外，他还兼取了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主张读书学习要“求实用”。

由上可见，南宋书院之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丰富多彩、各有特色，完全在于理学对书院的影响和渗透，这些教学方法本身即是理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跟理学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教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方法还有学思结合、穷理居敬、变化气质、知行合一、存理灭欲、省察持养、自得自立等，这些教学方法鲜明地体现出理学思想对书院教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元、明、清各代的书院，皆把这些理学的教学方法论和修身功夫论作为书院教学的基本方法。

（二） 对书院组织制度的影响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其突出表现是它的组织制度的完善和严密，包括正规的教学课程、专门的管理职事、约束生徒的学规、藏书制度、祭祀制度以及专门的讲义和教材。书院兴起于北宋，但是直到南宋，其组织制度才开始成熟和完善。南宋的书院制度所以能达到这种成熟和完善，同样是与理学思想的渗透分不开的。理学对书院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书院的课程

有专门的课程设置，是作为高级形态私学的书院所独具的特点。在此以前，不仅普通私学没有专门、系统的课程安排，就是官办学校，大多也没有课程的系统安排。然而，自从书院和理学结合后，遂有了专门的课程设置。

理学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因此，理学家十分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习。理学家注经的突出特点，就是偏重于义理的发挥，用理学的观点注解儒经。理学家们重新解释的儒家经典，成为书院的教学讲义和课程内容。为了使学者能循序渐进地学习、理解这些内容，理学家们根据学者的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学习这些儒家经典及课程的内容和前后次序作了规定。他们主张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在“小学”阶段，其教学课程主要是洒扫、应对、进退的仪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内容，而“大学”阶段则要求学生能读书穷理。书院教育属于“大学”阶段，学者必须能研读儒家经典，以致知穷理。朱熹还对读书的课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主张先读《近思录》，次读“四书”，然后读“六经”。读“四书”时亦有一个先后次序，他主张：“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律；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这些规定使书院的课程基本定型，此后，各家书院在制订课程时，往往都以此为课程基础。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院课程，大多是理学教育思想制度化的结果。如福建延平书院曾于南宋时期订有专门的课程表，就是以朱熹所主张者为宗旨，它规定：

一、 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除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

二、 早饭后，编类文字或聚会讲贯。

三、 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

四、 晚读《通鉴纲目》，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

五、 每日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徐元杰.楳婪集，卷十一.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

这是古代书院一个较早的正式课程表，它对书院每日、每月的课程都有详细的规定。可以发现，这些规定完全贯彻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思想，体现了理学思想向书院制度的渗透。

北宋书院并无专门的课程，南宋书院制定了专门的课程，是理学教育思想渗透的结果，这些课程本身即鲜明地体现了理学思想，并对元、明、清各朝的书院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代理学家程端礼所拟定的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明显继承了南宋书院的课程。

2 祭祀制度

古代学校有祭祀先圣、先师的传统，如唐代州、县学都与孔庙相连，即是为了祭祀先圣、先师。祭祀也是中国古代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体现了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私学的特点。但是，书院祭祀和历史上各种官学的祭祀又有显著不同，其他官学主要祭祀孔子，而书院则要祭祀与书院的学统、创办有关的先贤。因而，书院的祭祀制度，主要是为了达到推崇学术传统、表彰书院办学等目的。古代书院所以形成上述祭祀的特点和功能，亦是理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北宋时期的书院曾效仿官学，建有孔庙或礼殿之类，以祭祀孔子，但并未形成书院祭祀的特色。至于书院形成祭祀理学家、祭祀本学派的理学大师的特点，是在理学渗透到书院以后。朱熹在福建创建竹林精舍后，不仅带领生徒释祭先圣知师孔子，还专门建祠祭祀北宋以来的著名理学家，包括周敦颐、二程、邵雍、司马光、罗从彦、李侗“七先生”。这种祭祀，正是按照朱熹学派所宣扬的“道统”系列而安排的：一方面肯定周、程等上接孔孟的“道统”、“心传”，确立理学的正宗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罗、李的祭祀推崇本学派的先师，以标榜本学派对道统的继承。朱熹去世后，其学生又专门祭祀朱熹于竹林精舍的祠堂内。黄榦主持竹林精舍时，总要定期祭祀本师朱熹，据其所作《竹林精舍祠堂》载：“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诸贤会于先师（指朱熹）之祠下，祀事毕，俾榦讲明先师教人之意。”勉斋集，卷一.可见，竹林精舍已成为朱熹学派的学术基地，朱子学已成为主要学统，而该书院专门建有祭祀朱熹的祠堂，则比较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标榜道统、推崇学派的祭祀特色。

朱熹学派是这样，其他重要的学派和书院也是如此。陆九渊在江西创建了象山精舍和槐堂书屋，它们成为陆学学派基地。他逝世后，其弟子们遂在这些书院创专祠祭祀，定期祭祀陆九渊，通过祭祀活动，标榜本学派的学术宗旨和本书院的学术传统。象山学派大弟子袁燮在书院祭祀时所作的《祭陆象山先生文》云：

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本心，元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备。不堕一偏，万物无蔽。书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见可闻，非闻非见。蒙斋集，卷十七.

可见，陆门弟子对先师的祭奠，一方面是要更明确本学派“先识本心”的学术宗旨，另一方面则是要标榜、弘扬本学院的学术传统。嘉定年间，象山精舍迁建并改名象山书院，专门建有“三先生祠”，祭祀陆九渊及其大弟子杨简、袁燮。这一类祭祀体现了书院制度的特色，它在官学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3 学规建设

重视学规建设，也是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私学的突出表现。书院学规的内容，一般要包括书院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或读书方法、行为准则等。这一类学规的出现，对书院的正规化、组织化教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历代书院的主持者，都十分重视学规建设。

书院重视学规建设，也是受理学影响的结果。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学规，就是吕祖谦的《丽泽堂学约》和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它们对后世书院的学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淳熙六年(1179年)，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为了贯彻他的教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他特意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在《揭示》中阐明了理学教育的宗旨，明确把讲明义理、道德修身的理学教育思想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所以，朱熹在《揭示》中对书院生徒这样规定：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在朱熹所制定的这个学规中，对书院的教育方针和有关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充分体现理学教育思想重视道德修身的特点，反映了理学家以人伦为本的教育宗旨。朱熹要求白鹿洞书院“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自觉服从学规的要求。事实上，随着程朱理学正宗地位的确立，《白鹿洞书院揭示》被其他书院普遍采用，成了一个对全国各地、宋元明清各代都有深远影响的学规，反映出理学对书院学规建设的深远历史影响。

南宋时期，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外，另一位理学家吕祖谦为丽泽书院所制定的学规亦很重要，而且它制定的时间是在乾道年间，比《白鹿洞书院揭示》要早。吕祖谦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为了贯彻其理学教育的宗旨，于乾道四年(1168年)制定了把人的道德教育置于首位的《丽泽堂学约》，他要求：

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饰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东莱别集，卷五.家范五·学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

次年，他在修改、补充该学约时，进一步提出“凡预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东莱别集，卷五.家范五·学规“乾道五年规约”.）吕祖谦在这份学约中对书院生徒的规定和要求，充分体现了理学教育所讲求的“明理躬行”的教育特色。

南宋时期的书院学规虽不多见，但是它们出现得早，对后世的影响大，并体现了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特色，故而在书院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可见，书院的学规建设所反映的南宋理学思潮对书院制度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3 书院的藏书与刻书

古代书院增加了藏书、刻书的功能，这是它和传统私学的最重要区别之一。这两个功能的出现，与宋代印刷术的长足进步是分不开的。虽然书院藏书与刻书制度的形成并非理学渗透、影响的结果，但是，理学却促进了书院藏书、刻书的发展，更导致其特色的形成。理学家在主持书院教学时，都十分重视书院的藏书建设。朱熹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后，即着手藏书建设。他一方面发文至诸路衙门征求图书，从其《洞学榜》所云“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文籍，收藏应付学者看读”，可见其对藏书的热心；另一方面，他又请朝廷颁给经书。此外，他还积极倡导建书阁，据文献记载：“白鹿洞之复有书院，前使君朱文公所建也；书院之有御书石经，孝宗皇帝之赐、文公之请也。藏书而有阁焉，又文公之所度也。”（昌谷集，卷十五.白鹿书院重建书阁记.）其他理学家如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也很重视书院的藏书建设，或广泛搜集图书，或命门人购置图书，或捐献个人家中藏书，促进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

与藏书有关的刻书，也是书院的重要功能和特色。理学家不仅重视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还很重视书院的刻书。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理学的渗透和影响，使得书院的刻书往往和理学的研究、教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宋许多书院所刊刻的书，既是理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书院的教材。如婺州丽泽书院于绍定三年(1230年)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2卷，又刻吕祖谦的史学著作《新唐书略》35卷。唐山书院于绍定四年刻《陆门塾书钞》12卷；永泽书院于淳祐八年(1248年)刻朱熹的《四书集注》19卷；龙溪书院于淳祐八年刻陈淳的《北溪集》50卷、《外集》1卷；建安书院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的《朱文公文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等等。

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和书院的结合，促进了书院藏书、刻书的建设，并使书院的藏书、刻书与理学的学术研究、教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其藏书、刻书更具特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 书院对理学学术的促进

理学学术思潮的发展离不开下列两种途径：第一，在深入研究理学学术的基础上实现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第二，广泛而持久地传播理学学说。由于理学家们能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同时，理学家们在书院广泛持久地传播理学，培养学术人才，从而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发展。宋以来兴办书院最盛的江西、湖南、福建皆为“理学名邦”、道学南传基地，究其原因，均得益于书院教育。书院不仅是教育中心，也是学术研究中心，其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以下着重论述书院的理学学术研究活动，并由此说明书院对理学学术思潮发展的促进。

书院中的理学学术活动主要有下列几项：

（一） 著述

著述是理学学术研究成果的标志。理学家在书院讲学的时期，基本上也是他们著述最丰盛的时期。宋代著名理学家的大量学术著作都与书院教学有关，因为书院教育促进了他们的著述活动。

首先，书院导师为了给弟子授课，总是集自己的研究心得而编写讲义、讲稿。有些讲义经整理而成为重要的理学著作，有的则把自己的重要著作作为书院讲义。以南宋理学家为例，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专门撰写了《论语解》、《孟子说》作为教材。这两部讲义后成为他的代表作。朱熹在福建创办精舍讲学时，更是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许多都是作为书院讲义出现的，后来在白鹿洞书院时又留下了《白鹿洞书堂讲义》。他的代表作《四书集注》也是书院教学的主要讲义。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时编写了许多讲稿、讲义，如《丽泽讲义》等，在当时及后世均有影响。其代表作《东莱左氏博议》25卷，阐发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后来此书成了书院的重要教材，并作为书院学生习作的范文。

其次，书院导师讲学时的记录，亦成为理学的代表著作。宋明以来，理学家们都喜欢在书院讲道论学，其弟子将这些讲道论学记录下来，遂就成了“语录”之类的著作，而且盛行一时。这种自由地讲道论学的形式，能刺激师生双方深入思考问题，更可以全面地反映导师的学术思想，所以，朱熹的《朱子语类》、陆九渊的《语录》、张栻的《答问》，均成为理学史上重要的代表作。

再次，书院大多选建于山清水秀的僻静之所，为理学家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图书资料条件。他们在讲学之余，潜心研究，撰写理学著作，所以在书院讲学时期他们的著作特别多。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于南岳碧泉书堂讲学时，撰写成其代表作《春秋传》，并给书院弟子讲述该书的学术思想。

（二） 学术讨论

学术活动的展开、学术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学术讨论。学术讨论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学术讨论愈深入、热烈，理学学术就愈能得到发展和繁荣。纵观理学发展史和书院的教学史即可发现，理学的学术讨论活动亦大多与书院有关。书院的学术讨论有多种形式，现择要介绍两种：

第一种，是理学大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即所谓的会讲。会讲既是一种教学形式，又是一种学术讨论会的形式。理学家在书院讲学期间，或者是相互之间邀请访学讲学；或者是由于学术观点分歧，彼此感到有讨论辨析的需要。会讲过程中，学者双方就某些重要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可能是趋于一致，亦可能是各执己见，但这都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和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双方在“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等方面有较大分歧，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在许多主要观点上趋于一致。所以朱熹在会讲时感叹地说：“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与曹晋叔书.）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学者会讲于江西铅山鹅湖寺，三家就“为学之方”展开讨论。朱、陆学术宗旨各异，争论十分激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只得不欢而散。这两次著名的会讲结果不同，但在理学史上均有重大影响，对推动理学研究的深入、理学思潮的发展均有重要作用。

第二种，是书院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的学术讨论。书院大多系古代高等学校，书院生徒的学术水平亦达到一定高度，有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因此，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常常展开自己的一些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和社会上的学术思潮联系得十分紧密，并能推动学术思潮的发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中，记录了许多属于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但是，学者们并不全是消极地等待导师解答，师生双方可以深入思考问题，以利于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时，书院生徒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还会吸收到导师的思想及著作中去。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曾和学生周奭讨论“天”和“太极”的区别问题。周认为：“天可言配，太极极不可言合。天，形体也；太极，性也。”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算案.张栻同意学生的观点。后来，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孟子说》中，就完全采用了这一说法。

（三） 建立学派

学派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第二，学术观点、思想倾向比较一致的学者群体。书院的教学恰恰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故而书院便成为各个理学学派的学术基地。两宋时期，书院往往会聘请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名师前来主讲。这时，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书院的各种条件更加深入地研究学术，还可利用书院这一自由讲学的阵地传播自己的学说，吸收和影响一批学术旨趣相近的学者，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南宋时的几大著名学派皆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建立起来的。

南宋时期，湖南地区最早形成的学派是以书院为学术基地的湖湘学派。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隐居衡山一带，创立碧泉书院，研究《春秋》学、阐发心性义理，并开创了湖湘学派。理学家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一新，张栻受聘主教其中，并撰写了《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湖湘弟子闻讯，纷纷来此研习理学。这样，发端于碧泉书院的湖湘学派又大兴于岳麓书院。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再则张栻主持岳麓讲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焕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问学的士子，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全祖望补辑《宋元学案》时，另立《岳麓诸儒学案》，所列者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士子，其中有张栻及其门下弟子33人。这些学者大多就学于岳麓，得南轩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统称之为“岳麓诸儒”，这是一个学术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他们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标志着湖湘学派的扩展。

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讲学于岳麓书院以后，便开始在福建创建精舍讲学。乾道六年（1170年）他于福建建阳县创建寒泉精舍，五年后与理学家吕祖谦在此讨论、编撰《近思录》。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建武夷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他又在建阳创建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不能容，故加以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所以称它们为精舍而不称书院，显然同这种教育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不高，而不及岳麓书院那样正规、完善有关。但是，朱熹虽不明称其为书院，而实际上却仍把它们如书院等同视之，有时甚至直接称之为书院。如《朱子文集》卷八六中有《沧州精舍告先圣文》，在这篇文章里，他不直接称之为“书院”，但是他又认为精舍和书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朱子语类》卷九十载其所说：“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此处所言“新书院”即是新扩建的沧州精舍。朱熹所主持的书院中影响最大者，则是白鹿洞书院。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军，上任后注意调查白鹿洞书院遗迹的状况。次年书院初步恢复。朱熹主持洞务，聘请学录杨日新为堂长，并亲自到书院讲学，和学生们研讨学术。为了使书院能贯彻理学教育宗旨，他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请另一位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来书院讲学，陆讲“君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论”这一内容，后来就编成了《白鹿洞书讲义》。朱熹兴建、讲学白鹿洞书院，使之和岳麓书院一样，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

乾淳年间，陆九渊也开始创办书院讲学。乾道八年(1172年)，陆九渊中进士后在家候职，其时他的“心学”思想正在形成，故在家乡建槐堂书屋讲学。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九渊49岁，思想已趋成熟。他在贵溪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学术和教育活动皆达到极盛。据其年谱记载：“郡县礼乐之士，时相谒访，喜闻期化，故四方学徒大集……先生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可见在象山精舍从学陆九渊者人数之多。陆九渊讲学注重“发明本心”，其年谱载：

（陆九渊）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501.）

陆九渊终于以象山精舍为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象山精舍亦因此而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

与此同时，吕祖谦也在创办学院讲学。乾道五年(1169年)，他在严州书院任教授。在书院教学期间，他整顿书院，制定学规，从学者甚众。他创办、主教的书院中影响最大的还数丽泽书院。丽泽书院地处金华明招山，由吕祖谦与其弟吕祖俭创办和主持。吕祖谦主讲该书院后，为学生编了《丽泽讲义》。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专为书院讲学而作，如《东莱博议》，即是他“为诸生课试之作”。吕祖谦的学术思想有些方面接近张栻，即对当时各派采兼容并蓄的态度，并提倡致用之学。但他更注重史学，其学说被称为“中原文献之学”。正如全祖望所说：“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亦称盛一方，“四方之士争趋之”，后来终于形成了以丽泽书院为基地的婺学学派。

张栻、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四位著名的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因此而成为“南宋四大书院”。全祖望说：“故厚斋（王应麟）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栻）、朱子（熹）而盛；而东莱（吕祖谦）之丽泽、陆氏（九渊）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鲒崎亭集外编，卷四十五.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北宋四大书院所以闻名，主要是由于它们办学时间早、规模大，并受到朝廷赐书赐额；而南宋四大书院所以称世，则是由于它们的学术影响大，教学卓有成果，是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并由此形成和发展了南宋著名的四大理学学派：湖湘学、闽学、婺学、江西学。

因此，“南宋四大书院”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书院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标志着理学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因而成为宋代以后的主要办学形式。理学，作为中国学术史上最具理论色彩的儒学，到此时也已经成熟、定型，完成了它的理论建构，宋代以后它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原载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宋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