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儒家科技教育的人文关怀

儒家科技教育的人文关怀

科学教育是一种求真的教育，而人文教育则是一种求善的教育。Www.Pinwenba.Com 品 文 吧毫无疑问，儒家教育主要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教育的目标是教人如何做人，以充满人文意味的道德教育去培养人、教育人。所以，与现代教育注重求真的科学教育比较起来，传统的儒家教育显得不那么重视科技知识和求真精神。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儒家教育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无论是关于基础教育（蒙学教学、经学教育），还是关于分科教育（分斋教育、职官教育等），均包含着大量科技教育的内容。

这里所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儒家教育包含着哪些科技教育的内容，而是要探讨这种科技教育与儒家人文教育的关系。质而言之，我们想要探讨儒家如何用人文教育的精神去统摄科技教育，如何在科技教育中贯彻其人文教育的宗旨。

一、 儒家对科技教育的价值取向

儒家教育缘起于对人伦失序的社会忧患，执着于恢复那已迷失的仁义本性，以建立起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理想社会。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态度，使得儒家教育主要是一种人文教育。那么，儒家对这种研究自然的科学知识、驾驭自然的技术能力是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呢？显然，在儒家学者们那里，由于他们怀有强烈而执着的人文关怀，故而很难有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惊奇的那种科学关怀。也就是说，从儒学的精神特质中，不容易找到那种对自然秩序穷根究底式的精神动力，以及通过驾驭自然的技术力量而获得的精神享受。他们从来不将求真独立于求善之外。孔子强调儒者的精神追求是“道”，提出“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一“道”主要是指人道，体现出善的目的性，故而儒者所能体现的，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求善精神。

然而，儒家仍然表现出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经学是儒家教育的基本内容，经学中就包括大量涉及自然规律、自然知识方面的内容，涉及到宇宙学、数学、天文、历法，还包括农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儒家学者在从事经学教育时，同时也在从事着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儒家向来重视蒙学教育，许多儒家学者还专门编写了蒙学教材，在这些蒙学读物中，不仅有人文社会知识的教学，同时还包括大量科普知识，知识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动植物、农学等各门学科的常识，如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说：“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难何降，以云之蒸。”这里就涉及到了天文、气象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另外，许多儒家学者还倡导分科分斋教育，通过分科分斋而重点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如古代很早就有了算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科学校。宋儒胡瑗倡导分斋教育，其“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算历”等科，要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4.）这里的“堰水”、“算历”科则属科技方面的专科教育。清儒颜元也倡导分斋教学，其“艺能斋”就包括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目，其“文事斋”也包括数学、天文、地理等科目，这些均属科学技术方面的专科教育。由此可见，尽管儒家非常倾向于人文教育，但他们并不否认科技教育，相反地，还将科技教育的内容纳入到自己的教育体系中来。

因此，儒家教育虽然有人文的强烈关切，从总体上表现出人文的基本精神，但是，儒家同样重视科技教育，并将科技教育包括在儒家教育的范围之内。但必须强调的是，儒家学者对科技的重视，主要是基于人文方面的考虑，他们力图将科技教育统统纳入到人文价值的统摄之下。儒家对科技教育的态度，在有关“六府”、“三事”之说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左传》载，晋大夫却缺引“夏书”对赵宣子讲述治国之道，其中讲到“六府”、“三事”，他说：

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564.）

这里，将水、火、金、木、土、谷的“六府”与正德、利用、厚生的“三事”结合起来，统谓之“九功”，正体现了儒家以人文价值统摄科学技术的观念和态度。所谓“六府”，它是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总结和概括，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科技内容。清代学者李塨在解释“六府”时说：

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工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宣，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李塨.瘳忘编.）

李塨对“六府”的解释虽有一些新的发挥，将后世的一些科技内容纳入其中，但“六府”中的水、火、金、木、土、谷确是中国古代应用性科技活动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儒家十分注意将“六府”的科技活动与“三事”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典型地反映了儒家对科技教育的态度。这一点通过下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明白。

首先看“正德”。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德性为本的人文文化，儒家总是将一切社会活动纳入到“正德”的价值目标之下，以求善为根本目的。儒家坚持认为，人的道德本性来之于天道，即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31.）。“诚”是人具有内在德性的本原，“诚”来之于天道，故而一个人要认识、扩展自己的内在德性，就应该由内而向外，“成己”而能“成物”，诚如《中庸》所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生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一个人不但能够“成己”，而且能够“成物”，才能够“赞天地之化育”，从而能够“与天地参”。由于人的内在德性来之于天道，人的社会秩序也来之于自然秩序，正如《周易·序卦传》所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因此，体现善的人文法则与体现真的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人道的德性文化与天道的宇宙规律是一致的。那么，研究、观察天地自然的科学精神，同样也是宏扬德性文化的人文精神。伏羲作八卦的过程就是将自然法则探索与人文法则张扬的统一过程，所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304.）。这里将观察天地自然的科技活动与“通神明之德”的人文精神统一起来。这一点，同时反映在《周易·象传》中君子以德性来效法天地自然，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由此可见，儒家重视研究自然的科学活动，是由于这种科学活动也被纳入到“正德”的伦理性价值目标之中。

其次看“利用”。这是强调科技、科技教育的功利原则。儒家对科学技术及相关的教育活动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是努力将它们纳入到社会功利的范围之内，即这些科学技术所以应重视，是因为它们具有与善的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功用。所以，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活动，主要不是由于对大自然奥秘的惊奇、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追求，而总是将科学技术作为获得社会功利的手段。正如古代蒙学读物《幼学故事琼林》所表述的：“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他们显得并不那样重视自然知识的真伪，而是竭力分辨它们是“有济于用”还是“无益于人”，可见，他们均是以“利用”的价值原则作为衡量科学技术的一项重要标准。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型政治结构中，“利用”的价值原则又是和这种现实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谓“利用”往往又是指经世之用、政治之用。黄宗羲曾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而无事实者也。”（今水经·序.沈善洪.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505.）他认为儒家之学均是有经世之用的知识学问，无论是“治天下”还是“为民用”，其实均是经世之用。

再次来看“厚生”。根据“厚生”的原则，科学技术及科技教育应能达到有利于民生日用的目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科技教育不仅要求达到“有用”的功利目的，而且这种功利要能够和民生日用结合起来。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科技教育与人民生活日用的密切联系，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和工农业生产技术密切结合的科学技术与科技教育，培养出了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这种“厚生”的原则，同时也是德性原则的体现，因为仁德总是要体现在民生日用等实际利益方面，正如古人谈到科学技术的作用时所说：“以术仁其民。”（小仓山房文集·与薛寿鱼书.王英志.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24.）“术”是指医术，也可以广泛地理解为科学技术，它们能达到“仁其民”的目的，其意也是指科学技术能够有利于民生日用。

儒家对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态度，强调要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价值目标，从而将科学技术、科技教育均统摄到“正德、利用、厚生”的价值原则之下，这就使得儒家的科技思想、科技教育思想充满了人文精神。因为“正德、利用、厚生”的价值原则，强调了道德人伦、社会功利、民生日用的至上性。儒家要求以“正德、利用、厚生”去统摄科技及科技教育，其实也就是强调科技及科技教育必须统一到人文原则之下。

二、 儒家科技教育的两大类型

儒家对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态度，决定了儒家所竭力倡导的科技教育的内容，尤其是规定了这些教育内容的人文特色。儒家的科技教育内容，范围十分广，如果按现代科技的分类，应包括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地质、气象、农学、历法、冶炼等各个方面。但是，从儒家人文价值的立场着眼，则可将这些科技教育的内容作另一种分类。中国学术主要包括两大类，梁启超提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庄子天下篇释义.梁启超.饮冰室专集，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36：4.）其实，“内圣外王之道”可作进一步的分解，即主要包括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术。中国古代的学术大体上均可纳入到这两大类之中去，前者称之为“体”，后者称之为“用”，将其合起来，又可以称之为“有体有用之学”。儒家所肯定的科技教育，基本上也可以纳入到这个框架中去，即一部分属科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它们纳入到儒家的“内圣之道”、“有体之学”的范畴；另一部分属技术方面的内容，就成为儒家的“外王之术”、“有用之学”的范畴。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是一种关于伦理、政治的人文学说，表现出很强的以求善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总是包括科学技术的内容，并且将科学技术的内容统摄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体系之中，故而使得儒家科技教育具有很强的人文特色。

首先来看儒家是如何将科学思想纳入到“内圣之道”的范畴，也就是以“有体之学”去统摄科学教育的。儒家的“内圣之道”，主要是一种以儒家伦理价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显然是以求善为宗旨的。孔子常讲：“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言的道，主要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文之道。唐代韩愈在《原道》这一著名论文中提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儒家之道，就是仁义道德，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正因为如此，儒家所谓的“传道”、“学道”的教育，主要是一种以求善为最终目的的人文教育。这种学问，就是儒家的“内圣之学”，也就是“有体之学”。然而，儒家决不能仅仅满足于阐发、学习这些内圣之学的仁义道德的内容，他们更要寻找、探求“内圣之学”，将内圣之学与宇宙大道联系起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儒家力求将“道”看作是人文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统一，看作是合乎最高目的性的“善”与合乎宇宙规律性的“真”的统一。被称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论证“圣人之本”时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通书·诚上第一.丛书集成本周濂溪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6：74.）

毫无疑问，“诚”是人能够成圣的人性依据，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法则，但是，“诚”的根源则在于那运行不息的“乾道变化”，是宇宙之大本的“太极”的呈现。正如朱熹对此所作的解释：“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诚即所谓太极也。”这样，作为“圣人之本”的“诚”，即能保证人文法则和自然法则的统一，达到求善的目的性与求真的规律性的统一。

由于儒家以“圣人之本”作为其终极关怀，这个“圣人之本”不仅仅是人文法则，同时亦是自然法则，所以，儒家又必须将自然法则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教育纳入其学说之中。如关于宇宙起源、天体运行等自然规律，从来就是儒家学者所极为关注、并倾心讨论研究的。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周易》，就是将探讨宇宙起源、宇宙过程、宇宙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周易》悉心描绘了宇宙起源的壮阔图景：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9.）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彖传.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1.）

这里展现的是乾元变化、万物化生的宇宙起源和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继续不断地提出和丰富儒家的宇宙学说。如汉唐诸儒将太极规定为“天地未分”之前的“元气”，孔颖达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周易正义，下册.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389.）宋初周颐则将《周易》的学说作进一步的发挥，他所作的《太极图说》，即建立起一个十分完整的宇宙起源学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丛书集成本周濂溪集，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2.）

这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论，尽管它的目的在于为儒家伦理完成其“寻源探本”的工作，以证明其自然法则是服务于人文法则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宇宙论体系，并能引导人们对宇宙诞生作出进一步的科学探索。南宋朱熹曾对宇宙自然的化生过程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所提出的天体演化学说，包含了更多的科学思想内容。他说：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朱子语类，卷一.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

据科学史家证明，朱熹在此所论述的宇宙诞生过程是一种极有科学价值的天体演化说。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就天体演化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星云假说”，推测太阳系的形成，在西方关于天体演化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发现他们俩的想法非常接近，只是朱熹的学说要比康德的“星云假说”早产生数百年之久。由此可见，尽管《周易》、周敦颐、朱熹等在讨论宇宙起源等自然科学问题时，均是为了论证仁义道德的人文法则与宇宙天地的自然法则的根本一致，但是他们提出的有关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的学说中，已经具有了大量科学思想的内容。

《周易》不仅探讨了宇宙的起源，尤其是探讨了宇宙的根本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宇宙自然的根本法则是阴阳的法则，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0.）。这个“一阴一阳之道”，成为说明一切自然现象的基本理论，故而也成为一切自然科学思想，包括天文学、地学、生理学、物理学、数学的基础理论，如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就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无论是解释人的生理现象，还是研讨病理和药物，均离不开阴阳理论的解释，所谓“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为阴，腑为阳”（素问·金匮真言记.姚春鹏.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0：30.）。人如果生病，则往往是由于阴阳失和，而药物治疗的功能，则在于滋阴或补阳，调和阴阳。为了研究宇宙自然的根本法则和阴阳变化的道理，《周易》的研究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象数之学。所谓象数之学，就是用数的变化规律及图像的演绎来说明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如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等，就是以数的变化来描述宇宙自然的化生过程及其规律。所以数学一直为历代儒者所重视。李约瑟认为：“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390.）汉代以后，儒家在经学研究中还形成了《周易》的象数学派，专门以象数来解释《易》理，阐发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数学成为儒者欲“通天地人之道”的重要知识。象数学不仅包括很深刻的数学知识，同时还包括了天文、历法、音律等方面的科学思想。如汉代《易》学大家、象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京房，就曾指出月亮盈亏现象是它反射太阳光的结果。

儒家的《易》学、《易》理所涉及的，主要是宇宙自然的起源、演变大法等科学思想的内容，这些有关自然法则的思想被纳入到儒家的“圣人之道”、“有体之学”的范畴，以证明儒家仁义道德的人文法则与宇宙天地的自然法则的根本一致。在此，儒家有关宇宙自然的演化、法则等方面的科学思想、科学教育与他们的人文思想、人文教育是一个整体。

其次再讨论儒家的“外王之术”与各种实用技术之间的关系。儒家有很强烈的参政意识，儒者深信他们的人文价值、社会理想必须通过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活动才能完成。但是，“外王之术”不同于“内圣之道”，如果说“内圣之道”所体现的是价值理想的追求以及形而上的向往的话，那么“外王之术”则恰恰体现了现实的功利追求和形而下的实际考虑。“内圣”代表的是价值理性，而“外王”则代表的是工具理性，“外王”要能得到治国平天下的政绩，离不开一系列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知识技能，既包括政治、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手段，也包括农、工、商等生产劳动和技术等方面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外王之术”。

由此可见，儒家的“外王之术”总是将农工商方面的知识技能纳入其内。儒家经典《尚书》中有《洪范》一篇，专门讨论作帝王者治国的根本大法，相传是箕子给周武王的建议。虽然《洪范》一篇是伪书，今人考证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所作，但是，它代表着儒家的治术思想却是事实。《洪范》包括九个方面的治国大法，故称“洪范九畴”。“洪范九畴”涉及到政治、伦理、宗教、军事、礼仪、科技等各个方面，它们均是当政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法，即所谓的“外王之术”。其中，科学技术是“洪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洪范”的第一条即是“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洪范.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6:296—297.）有关“五行”的思想和《周易》中的阴阳观念一样，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同时，关于“五行”元素的构成及其特征的思想，直接涉及到水利、耕种、医药、冶金等关于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科学技术。“洪范”以“五行”作为治国大法的第一条，显然是由于“五行”系古代科学思想的基础，又涉及农业、手工业、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均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故而被列为治国大法之首。此外，在“洪范”第三畴中列有八种政务，包括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祭祀、居住交通等方面的事宜，这些事宜均须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在“洪范”第四畴中则以“五纪”规定，包括岁、月、日、星辰、历数，这又属于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洪范”第八畴是“庶征”，即要求注意观察和把握诸如雨、旸、燠、寒、风等自然现象，顺应大自然，达到风调雨顺。由此可见，作为儒家所宣扬的九个方面的治国大法，即是将科学技术的知识技能包括在内，充分体现出儒家是将科技知识与教育包括在“外王之术”的范围之内。

儒家立足于“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价值观，希望能够培养出具有经世才能、学识的治术人才，故而也注重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这一点，在儒家所倡导的教学内容中有明确的体现。如产生于殷周、发扬于儒家的“六艺之教”，其中的数教，就是指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三代的数教，即所谓的数术。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数术包括天文、历普、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可见数教不仅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宗教巫术方面的知识。儒家学派充满重人文而不重宗教的理性精神，将《周易》从西周的卜筮之学发展成合天、地、人之道的义理之学。儒家对数术的态度，也在于数术中包含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自然法则和科技知识。《周礼·地官·保氏》中提出“六艺”之一的数教为“九数”，郑玄解释此“九数”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即为中国古代的九章算术。当然，六艺之教的数教尚不等同于后来的九章算术，但它应是九章算术的源头。晋刘徽《九章算术·序》中承认：“周工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他同意“九章”是“九数”之流。由于儒家的数教，就是承西周六艺之教而来，故此“九数”同样是儒家数教的主要内容，数教除传授数学知识和运算技能外，还包括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科技教育。这些科技知识的传授，均是与“外王之术”联系在一起的。如“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汉书·艺文志.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203.）可见，这些有关二十八宿、五星日月的天文知识，均是与圣“参政”联系在一起的，均属于“外王之术”的范畴。另外如“历谱”：“历普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汉书·艺文志.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207.）；又如“五行”：“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汉书·艺文志.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212.）这些科技知识技能，均可纳入“外王之术”的范畴。

还有一些儒家学者从事分科教育，治术教育是其重要方面，而科技教育同样被纳入其治术教育之中。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提出分斋教学法，他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将州学分为经义、治事二斋，《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

（胡缓）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

所谓“治事斋”就是培养具有治理政事的治术人才，哪些算是“治术”的内容？胡瑗是将水利、历算等科技教学的内容纳入其中。他以后主持太学时，也实行这种分斋教育。胡瑗倡导的分斋教育，将科技教育纳入“治事”教育中，对后来的儒家学者影响很大，成为一种比较通行的方式。明清之际教育家陆世仪倡导“湖学教法”，“经义则当为《易》、《诗》、《书》、《礼》、《春秋》诸科，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各聘请专家名士，以为之长。”（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丛书集成本陆桴亭思辨录辑要，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6：200.）在他所创办的漳南书院中分为六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此六斋中，“艺能斋”专门教授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内容均为科技教育。其“文事斋”也包括数学、天文、地理方面的科技教育。另外，清代国子监也按经义、治事斋教学，其治事斋则包括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等学科内容，或专治一事，或兼治数事，同样是将水利、天文、数学等科技教育的内容纳入“治事”教育之中。

由此可见，儒家亦很重视科技和科技教育，但是，他们所以重视这些，主要是因为科技已被纳入了儒家的“外王之术”、“有用之学”的范畴。儒家学者坚持认为，要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必须深入了解、学习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问题。这样，科技教育成了具有人文特色的治术教育。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