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弗里德曼描述的中国东南边陲是国家权力难以进入的“边疆环境”，因而宗族组织在那里便比其他地方强大。Www.Pinwenba.Com 吧但在西北边陲社会，则是国家权力逐步深入边陲社会的地方历史过程。明清帝国沿袭了治理“异族”的国策，并成功地创建和实施了“土流参治”的政治手段，以期在消解“他者”之同时稳固边陲社会;始于唐朝的“茶马互市”，是朝廷通过把茶、马商品变为特殊垄断资源加以独占从而在经济上控制边陲社会的政治、经济手段。茶马贸易呈现出政治面孔或者说是“国家面孔”。明清帝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将权力延伸至边陲地区，而且通过神道设教、封神造神的思想建设对边陲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民间信仰的自治本性使它与国家保持了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区别，从而形成了有融合有合作又有分野和对抗的两个体系。民间信仰体系与国家祀典体系分别支持国家权力和地方自治的各自运作;洮州和其他边陲地区一样，在明清时期实行卫所制度和屯田实边政策，国家的军屯在洮州曾占有绝对优势，国家军事农业成为当时洮州社会的重要特征。

本文的“星团”指涉一个超村落的联村青苗会组织，它把地方认同感和互助合作的需要作为凝聚组织的引力。“星团”概念对内强调组织结构网络中的地方关联，对外强调社会与国家的权力平衡关系。基层社会的运行如天体运动中的“自转”和“公转”一样，它既有自治的轨道，也有一个围绕国家政治中心的轨道，而基层社会与权力中心保持一个适宜的距离是有必要的。由于引力与斥力是一种正反同体的东西，一定程度的离散并不影响全局的稳定。国家和社会任何一方的引力过于强大都会打破结构的平衡，比如清朝发生义和团、捻军起义，清末民国时期出现偷盗和走私组织的淮北社会，这是地方的抵抗力量超出了帝国控制的能力；“文革”时期则是国家以绝对强势彻底遮蔽地方力量的极端例子。从历史的长时段考虑，这些特定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是极不寻常的，在正常社会状况下，社会运行如天体运行一样遵循着“公转不离心，自转不脱轨”的法则。国家要成为地方社会的合格导演，需要根据剧情和演员的角色给予适合地方情景的指导，而不是蛮横地干预，即允许地方舞台上演地方剧目，与此同时将国家的意图输入到地方社会的剧本中。星团结构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地方组织对于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文化的连续性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的社会组织可谓“形散而神不散”，那些低估中国社会组织的判断都值得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