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无论是华北、西北的青苗会组织，还是华南、东南的宗族组织，地方社会的这些基层组织皆在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转型期里发生重大变迁或重建。Www.Pinwenba.Com 吧第一次社会转型期是指晚清至民国时期，此间在中华帝国衰败的躯体中开始孕育新的现代化因素;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三十年里，此间“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集权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格局转变。我们把社会组织放在社会剧烈变迁的大视野中加以考量，方能深刻地理解和洞察社会组织如何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变迁。

华北乡村社会在第一次社会转型期，根据社会史的研究，村落中的看青与传统社区的职责合为一体， 青苗会是乡村自治组织的雏形；替国家征派赋役是华北青苗会不同于西北青苗会的一个特征。王福明根据满铁资料认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独立于乡村政权之外的青苗会包容于乡村政权之中。就是说看青的职能分离到正式组织中，祭祀活动保留在乡村组织(会社)中。洮州青苗会在此期间没有与国家的赋役职能发生联系，龙神庙宇大多远离村庄，这种空间分隔表明了西北青苗会的自主，青苗会与正式组织保持着一定距离。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华南的宗族组织、华北的会社组织都应运而生，这一文化重建是全国性的。洮州社会在经历了文革的极度穷困和混乱之后，与全国一样，土地和家庭再度结合，青苗会便在衰颓之后和繁荣之始建立起组织体系。洮州青苗会基本沿袭了传统的组织架构，看青、搬场、乡村公益和祭祀仪式融为一体。

在技术、革新和社会结构之间，社会结构因素是社会组织和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被经典人类学视为文化变迁的内在因素的技术与革新，其实是外在的物质力量。在传统时期社会结构将分化的产生限定在地方社会，即在地方社会的范围内产生分化，在弗里德曼看来边陲社会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疆环境”使得地方社会更易于建立宗族组织，于是分化产生了地方精英，分化促使宗族组织裂变;还是基于分化，宗族组织获得乡村控制权从而维系宗族组织的整合。但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市场化引起的分化使青壮年农民阶层流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而形成一个超越时空的城乡连续统，这比雷德菲尔德的“连续统”概念要复杂得多。社会结构的市场因素一方面造成乡村空壳化，另一方面加大了乡村异质性程度。这些因素促使地方社会必须顺应新的社会变迁，洮州青苗会便进行了组织内部调整和作出外部适应的对策。技术与革新是现代化社会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因素，然而技术革新与文化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技术革新造成某些文化形式的消失，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传统注入了力量，促使文化形貌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

早期人类学以及解释主义人类学往往把非西方社会看做与世隔绝的社会，人类学家所做的象征和意义阐释充分注意了异文化的价值，但忽视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文化变迁的社会事实。美国人类学家陶西格(Michael T.Taussig)在他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南美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中，描述了世界体系(世界市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穆格勒(Erik Mueggler)在其民族志作品《野鬼的时代》中，发现在中国云南彝族倮倮人社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冲击着本土文化；而在萨林斯的《文化实践》中则指出，现代性表现为三个侧面其实是同一东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地冲击着文化完整性(cultural integrity)。

我越来越相信，只是在我们西方人眼中，这些民族对于历史和现代性才是“边缘性的”。事实上，土著民族从社会行动方面看，向来以他们自己的世界体系来影响他们的事件。在他们的活动领域中，存在着一种现代性的边缘文化的兼容运动。恰恰因此，我的论著关注的是这些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不仅在西方帝国主义之外、或之前的文化独特性，而且在世界资本主义摧毁性力量面前延续下来的文化独特性。

上述看法分别从世界市场体系、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性三个方面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来考虑，这些因素都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其中技术革新的作用可包含在现代性之内。但在中国，必须看到历史过程的变化，必须注意到如今社会结构中对文化的支持力量。地方政府对传统文化态度开始从“不干涉不支持”转变为积极地合作。双方遵循着互不损害对方的原则，互不逾越对方底线的一种分治合作的思路，这是洮州青苗会现实的组织环境。关于社会文化变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仪式和经济制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低效率生产方式之下的文化形态，它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农业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