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一

1980年冬，李泽厚为宗白华先生即将出版的《美学散步》作序。Www.Pinwenba.Com 吧开头一句就是：“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实事求是地说，李泽厚的惶恐一半是出于对美学前辈的尊敬，一半也可说是自己的谦虚，毕竟，李泽厚也是当代中国美学的泰斗式人物。早在1950年代美学大论战中，李泽厚就因和朱光潜论战一举成名，由当代美学大家来为美学老前辈作序，也可说是众望所归。如今，李泽厚先生也已度过了他的八十寿辰，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本《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竟然会让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我来写序，这可真是令我“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但是，这却是事实！在几番推辞未果之后，我只好赧然答应下来。因为这已成为本书能否问世的一个条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感唏不已，敢违嘉命？

原来，李泽厚先生压根就不同意出这个选本。最初，在李先生的北京寓所，我和朋友们对李先生做教育问题访谈时，曾小心翼翼地提出过编一本《李泽厚论教育》的请求。对此，李先生曾委婉地予以拒绝。理由是他的书已经印得太多，而且，他说自己对教育问题发表的意见并没有多少。后来我再也没有提过此事。李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不愿意的事，你很难说服他，最好免开尊口，说了也是白说。但是，对读者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未曾想到，在李先生返美前夕，《教师月刊》主编林茶居先生来电，告知我李先生已初步答应出他的“论教育”，并嘱我和朱永通先生联系，速作筹划。于是，在和永通君几次网聊之后，我接受了选编这本“论教育”的任务。之后，我重新温习了一遍李先生的主要著作，用最快的时间拟出目录，并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用电子邮件一并发给了李先生。之后在和李先生的电话商谈中，李先生依然是不赞成，但是态度有所松动，口气有所放松。最终，李先生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还为选本拟了一个副标题——献给中小学教师，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短序，真是令我们喜出望外。李先生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中小学教师所起的作用要比大学教师重要得多！这是我所以勉强同意出这个本子的主要理由。”众所周知，李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当小学教师的经历，他十分敬重的母亲陶懋枏女士也是一位辛苦一生的小学老师。他的终于同意出书、拟定副标题乃至亲自作序，都不仅包含着对中小学教师的殷切期望，也许还寄寓着对自己和母亲小学教师生涯的眷眷深情。李先生还对我说，你一定要认真地写一个序言（李先生把“认真”二字说得很重），以你自身的体会来说明编这个集子的理由，否则，我还是不同意出。

我郑重地答应了李先生，仿佛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神圣承诺！

二

其实，即使没有李先生这个耳提面命的“任务”，我也早想写写李先生，写写李先生对我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帮助，写写这位已经并且还在深刻影响我的人；事实上，我也已经陆陆续续写过一些相关文字。在我的心目中，我早已把李先生当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屈指数来，“认识”李泽厚先生已近30年了。岁月荏苒，许多往事都已如烟散去，可是关于先生的点点滴滴，却仿佛雕刻一般，深深地烙在了心底而永远不会褪色；并且如同种子一样发芽生长，蓬蓬勃勃地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第一次听到李泽厚的名字，是在徐州师院印锡华先生的美学课上。那是1982年，我在读本科函授。印先生的美学课上得实在是别具一格：一个淡绿色茶杯，在手里转来转去，他口若悬河而条理清晰，听来有行云流水的感觉，黑板上几乎没有一个字。讲到美学的本质时，李泽厚的名字就一次又一次地从印先生如行云流水的话语中浮现出来。于是，在记住了那个漂亮的淡绿色茶杯的同时，我记住了李泽厚的名字，也记住了他那个著名的“积淀说”。紧接着，美学课的第一次单元考试，印先生给了我一个很高的分数，都接近满分了。这给我的鼓励不小。

1985年，本科毕业的我进入灌南县中学。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李先生的著作——那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走我自己的路》，至今我还记得那赏心悦目、淡雅而不失凝重的封面。一打开，我便被作者那深刻的思想和睿智的文笔吸引住了。

这是李泽厚的一本杂感集，有序跋、散文、杂文、治学谈、答记者问等各类文章百余篇。作者自谦说，是“不伦不类，不知是什么味道”，而在我读来，却是在品尝一道道色香味兼具的美味佳肴。给我启迪最大的是作者的“治学经验谈”。李先生在多次讲演和文章中反复强调“读书要博、广、多，写文章要专、细、深”，要“以小见大”、“由小而大”，“题目越小越好”，“可以有一个大计划，但先搞一个点或者从一个点开始比较好”。在谈到研究题目的选择时，李先生强调，“应该在自己的广泛阅读中，发现问题，找到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或空白点，自己又有某些知识和看法”；要兼顾主客观条件，选择“在主观上适合自己的基础、能力、气质、志趣的方向、方法和课题，而不是盲目地随大流或与各种主客观条件‘对着干’”。这些话也许不算什么特别新颖的见解，但由李先生这样知名的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说出来，却使我有如久旱逢甘霖。当时，我正处于如何选择的困惑之中。一方面，随自己的兴趣爱好翻了不少书，对教育教学问题也有一些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想法；另一方面，却苦于找不到“突破口”，不知从何处入手。李先生的话给了我以极大的启发。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客观条件的限制必然使理论素养薄弱，只能“蜻蜓点水”，但我也有我的优势，那就是在教育教学实践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体会，我何不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呢？于是，从审美视角去透视教育教学问题便成了我的选择。我选了语文教学领域的一个个很小的点——教学情境、教学情绪、教学风格、教师素质、教学创造……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审美的角度作些探讨，很快，第一篇论文《教师美散论》便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这给了我以极大的鼓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语文美育、教育之美成了我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研究课题，并且取得了一些为人们所肯定的所谓成果。

《走我自己的路》令我难忘的第二个原因，便是作者那睿智思想、优美文笔和平易态度的统一。作为当代著名学者，作者在随笔中表达了对理论和现实中许多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往往十分耀眼；而这种深邃思想的表达，却又没有半点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作者的学术功力深厚，举重若轻；也与本书的随笔类文体有关；但同时，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如其人，从文风中也可读出作者诚实的学术品格。读着那一篇篇或长或短、挥洒自如的文字，犹如和一位长于思辨的智者聊天，如坐春风!不经意间，时时感受到思想(动词)的愉快和幸福。多年以后，我读到了著名学者兼散文家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方知刘再复对李泽厚的文风也是给予极高评价。刘再复认为李泽厚的文章是“学问”、“思想”、“文采”三者统一的范例：“人文科学似乎无需文采，但是他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的历史论述，却那么富有诗意，客观历史与主观感受乃至人生慨叹那么相融相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文异象。”其实，岂止是这两本谈美学的书，李泽厚所有的著作都是学问、思想和文采的统一，即便只是一两百字的小序，也总是写得情理交融、饱满丰润。在经历过“文革”年代口号满天飞、满纸空大假的文字浩劫之后，乍一读到李泽厚哲理与诗情交融、朴实与蕴藉同在的文字，真有清风扑面沁人心脾之感。这种文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似乎使我悟出了不少教学以及教学以外的东西。

我常想，假如没有《走我自己的路》，或者和它失之交臂，那么，我的教研之路不知会增加多少曲折和坎坷！李泽厚先生的哲学观在承认“必然规律”的同时，特别强调“偶然”的意义。这，是不是也是我生命旅途中一个小小的偶然呢？

三

从《走我自己的路》开始，我喜欢上了写这本书的人，喜欢他的思想，也喜欢他的文笔。我开始买他的书，碰到就买，买到就读，但在县城的书店里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于是，我爱上了出差，每次到城市出差，总要到新华书店转转。那时候李泽厚正大红大紫，他的学术著作也成了畅销书；偶尔一两次出差很难买到。我手里的李著大多是从外地邮购，或是外地的朋友买来送我。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三论”，“古代”卷是我从上海邮购，“现代”卷是当时在复旦进修的老同学寄赠，“近代”卷是在北大读书的学生送给我的教师节礼物；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己卯五说》也是由表弟从京城寄我。1990年代初，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泽厚十年集》，一套六本，我从合肥邮购了一套。李泽厚最重要的著述都囊括其中了。把沉甸甸的一套书放进书橱，着实让我高兴好一阵子，顿时有了一种高朋满座、蓬荜生辉的感觉！

多年来，李泽厚和我相随相伴。不管是在他大红大紫洛阳纸贵之时，还是在他云游欧美漂泊他乡之日，也不管是读懂了还是没读懂，总是置之案头，随兴浏览。从才华横溢好评如潮的《美的历程》，到纵横捭阖振聋发聩的中国思想史“三论”，从溯儒家文化之源寻民族心理之根的《论语今读》，到放眼未来前瞻时代学术路径的《世纪新梦》，从严谨推理精心论证且为作者本人极为看重的《己卯五说》，到亦庄亦谐谈笑风生无所顾忌俨然一老顽童在忆古怀旧的《浮生论学》……有的极用心地读了，而且不止一遍；有的看了，无始无终，不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就在这样散漫而不带任何功利的阅读中，我和李泽厚成了从无联系更未谋面但却似乎可以随时“晤谈”的朋友。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语，我可以说一步一步“走近”这位大师了。我不敢说我读懂了多少他的思想，但我可以说我认识、理解了这个人，包括他的性格、气质。尽管从没有见过他，但我曾多次想象过这个人。印象中的李泽厚，应该是一个自尊、敏感、孤傲、散淡的人；他的话应该不是很多，但一说就切中要害，而且咄咄逼人；他应该很有些生活情趣，甘于寂寞，我行我素，不大顾忌外人对他的议论评价，对不利于他的评价他可能会付之一笑，懒得理会。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分子就该保持这么一种气度，这种气度我把它称为“高贵”。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的“大众化”是历史的进步；但至少还应该有一部分人保持这种“高贵”。如果知识分子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只会人云亦云，趋炎附势，或者为一点一己之私拉帮结党，蝇营狗苟，那么，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还不能说真正走进了现代！曾有人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学问大于生命，一类是生命大于学问。学问大于生命的人近乎苦行僧，生命成了学问的奴隶；生命大于学问的人则不然，学问滋养了生命，润泽了人生。李泽厚就是那种充溢着浓郁磅礴的生命意识的大学者。

最令我感佩不已的，是李泽厚说过并且一直在实践着的学术品格：五十年前可以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以写的书不写。是的，李泽厚的研究一直在关注中国现实，而且不断地引领现实的脚步。李泽厚多次谈到他的“吃饭哲学”，其实就是讲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观点还是在“文革”后期研究康德哲学写《批判哲学的批判》时提出的。而在当时，这样说其“犯忌”和“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哲学家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和真理的召唤，而不大理会世俗的利害。几年以后，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在1980年代，时代呼唤着寻找着它的代言人。乘着思想解放的东风，李泽厚如鱼得水，风云际会，在知识界的影响可以说独占鳌头，无人能比。他关于美学的许多论断暂且不说，因为他的名字早就和朱光潜这些前辈大师的名字并列在了一起。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关于思想解放，关于先进生产力，关于吃饭哲学，关于儒家文化的价值，关于民主、启蒙、现代化等诸多问题的论述，因其哲学的高度而高屋建瓴，因其思想的深邃而烛微洞幽，同时，也因其文字的清新而魅力四射。别的且不去说，单单由李泽厚创造并且为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概念就有近二十个之多，诸如已经广为人知的“积淀”、“文化心理结构”、“人的自然化”、“西体中用”、“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儒道互补”、“儒法互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情本体”，等等。李泽厚一直把思考的基点放在现实问题上，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那时许多学者不同的是，李泽厚一方面不断地介绍引进西方理论；一方面，却努力把他的研究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李泽厚的哲学，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应该说，这是李泽厚主动而自觉的学术追求。

进入1990年代以后，李泽厚蛰居国外，但每年都会回国一次，冷静地观察并深刻思考着我们这个飞速变迁的时代。而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在好多方面好像正按着李泽厚所预见的路线前行。举个例子吧。1990年代初，举国上下都在讨论市场经济是否需要、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时，李泽厚就提出了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之后会出现的社会问题：首先，承认这是必需的一个过程，同时，又提醒人们，经济发展之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接着研究解决，比如，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情感的尊重，不能只见经济不见人。在《世纪新梦》一书中，李泽厚颇具深情地说道：“伦理主义营建心理本体，以展现绝对价值，而这个本体又正是风霜岁月的人类整个历史的积淀；那么，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将来是否可能在这里获得某种和解？历史感情的进入心理了，是否能使人在创造历史时让那二律背反的悲剧性减少到最低度，从而使人在历史上不再是数字，而可以是各自具有意义的独特存在呢？”而且，还有具体的建设设想：“在走向现代化所必须进行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乐感文化’的深层情理结构，当然不仅存留在文艺领域，而且也存留在其他各种领域中。因此，在严格区分情、理，以理性的法律为准绳（即以现代法治替代传统人治）的转换中，如何重视人间和睦、人际关怀，重调解、重协商而不一切均诉诸冷冰冰的是非裁定或理性法庭，便仍然是值得仔细探讨的。”李泽厚此时的思想触角，事实上已经在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精神家园建设！当时，市场经济大潮微澜初现，谁会关心这些？很快，十多年后，当我们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见“物”不见人的问题时，我们开始讨论“以人为本”，开始建设和谐社会。我想，这也许就是哲学的魅力！哲学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当然，如果李泽厚始终立足在中国大地上，我们可能会读到更多更为深刻也更为精彩的思想。不过，作为以认识人类情感、思考人类命运为己任的哲学家、思想家，也许，超脱一些，会更冷静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他们卓越的思维之果会更具哲理的光辉。

李泽厚说过，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他从没有为钱写过书。从李泽厚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那份诚挚品格，看到了儒家思想里那种“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和志士仁人“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

四

记不清是哪位学者说过，读书，也是读自己，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读同一本书会有完全不同的心得。心得心得，关键是得之于心。确实如此，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读李泽厚，感受就有很大不同。尤其是那两本“近代”和“现代”思想史论，八十年代读的时候印象不是很深，到了九十年代则有了全新的体会。特别是九十年代初的几年，更是反反复复地阅读，每次都会有新的启迪或者感慨。这与当时的氛围有关，也和我当时的心境十分契合。

虽然只是在家乡灌南做一名普通语文教师，但却做得有滋有味。1980年代，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思想解放年代，生活中几乎每天都有令人激动的新鲜东西涌现。因此，我的语文课堂从不枯燥，班主任也当得津津有味。什么“黄河第一漂”的是与非，什么《红高粱》的得与失，什么“我的六国新论”，还有《文汇报》上连续多篇的义利之辩……，都鲜活地呈现于我的语文课堂或主题班会上。用沸腾、激动之类的字眼形容那些日子毫不为过，而且，当时改革声势浩大，好像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境界。

然而，后来的环境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强烈的保守、僵化思潮，经济停滞，文化萧条，教育上口号连天，语文课也不得不提心吊胆，生怕说错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校园里的风气一下子消沉起来。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更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的生活。当时《新华文摘》刊登了一幅油画，准确地抓住了弥漫于社会角角落落的浓厚情绪，油画的题目叫“说不清明天的风”。大草原，苍茫的天穹下，一匹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马。牵马人胳膊上搭着征衣，正在遥望远方。大风扬起牵马人蓬松的长发。整个画面悠远、苍凉，牵马人迷茫中有执著，彷徨中有坚毅。真的是说不清明天的风！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了深入阅读李泽厚的历程，或者毋宁说，是李泽厚深入走进我精神世界的历程。读他的哲学，读他的思想史论，李先生对洪秀全、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近现代史上威名赫赫的人物鞭辟入里的剖析，让我似乎一下子对许多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明白起来，也学到了一些分析社会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方法，这种感觉还是多年前（“文革”后期）阅读鲁迅时曾经有过。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那篇洋洋万余言的“后记”，更是高屋建瓴，哲学的理性和思想的智慧交相辉映，让人仿佛穿过历史的漫漫隧道，油然生出曙色在望的愉悦和欢欣！近代思想史论“后记”中哲理警句俯拾即是：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偶然不仅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它的‘补充’，也就是说，并非每一偶然都一定是必然的体现。”

“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中真正飘扬。”

哲人就是哲人！这篇写于1978年秋天的“后记”，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明晰，语气又是何等的坚定从容，尤其是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近现代史上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总结出的历史规律，又是何等的清澈澄明！我对李泽厚著作的阅读，以前更偏重美学和学术札记，特别喜欢他的文字风格，对《美的历程》和《走我自己的路》，真是什么时候拿起都舍不得放下，总能沉浸其中，流连忘返，而并没有特别看重他的思想史论。直到1990年代初的这段特殊时期，李泽厚思想史论的分量在我心里一下子重了起来，几乎成为我疗救精神的一服药剂。如果说《说不清明天的风》那幅油画带给我的是艺术的感动和美的陶醉，李泽厚给予我的则是思想的激荡和思维的愉快。一是感性，一是理性，却同样无可救药地让我迷恋不已。它们共通的一点是，让人从迷惘和彷徨中走出，坚定了向前的信心和勇气，而不大去管眼前或明天是什么样的风！

两年多以后，邓小平又一次用他那只夹着熊猫烟卷的手，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几圈，顿时扭转了那艘偏离了航向的时代巨轮！记得是1992年春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看书，一位已经弃教从政几年未见的朋友翩然来访。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专门给我通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当时，讲话还没有公开传达，朋友知我，特地来向我报告这一早春消息。两个人畅谈了半晌，皆有欢欣鼓舞之色。然后，就是新一轮经济改革启动，社会上涌起“下海”狂潮，淘金大军纷纷南下。而我们呢，则涛声依旧，又重新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教我们的语文。也算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吧！也就是从1992年开始，我在教学发展道路上收获不断。业务上接连获奖，市里的，省里的，直到被评为特级教师和获享政府津贴，等等；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年的业务积累，到了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一轮新的人才流动潮又起，我也随波逐流，漂泊到了百年名校苏州一中，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教育生活。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段心情黯淡的日子，我由衷地感谢李泽厚先生！如我这般非常普通平凡、阅历甚浅的年轻人，在生活的激流里，一不小心就会消极迟暮乃至沉沦下去，尤其是在历史急剧转弯的时候。我很庆幸，我没有浪掷那一段光阴，也没有在“说不清明天的风”的时候，浑浑噩噩地失却生活的动力和方向！

五

当历史的车轮行至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一下子快速运转起来。其速度，其旋律，其节奏，令人头晕目眩！经济快速发展了，人们忙碌着，奋斗着，幸福着；也困惑着，茫然着，失落着。中国的现代社会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如“青山遮不住”的一江春水，汹汹涌涌、蓬蓬勃勃地来到了。这毕竟是可喜的事；然而，社会转型的阵痛也接踵而至。

而正是在这社会深刻转型、观念急剧碰撞的非常时期，李泽厚思想和哲学的巨大价值也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哲学的使命是唤醒，思想的价值在启迪，李泽厚的很多论断为我们观察社会现象、判断现实问题提供了极大帮助。如同一首流行歌曲所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涛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不同于1980年代能在每一所大学文科生的宿舍找到李泽厚著作，而此时，李泽厚却是在民间流行。也许，只有在民间流行的思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思想！

这一时期，李泽厚关于教育的一些论述引起了我的关注。在李泽厚庞大的学术体系里，教育并不占多少地位，然而，哲学家的人文情怀还是使他在演讲、著作、谈话的边边角角之处，涉及到教育问题，而且把教育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世纪之交，李泽厚出版了新著《世纪新梦》，其中集中阐述了他曾在其哲学著作中反复表达过的思想：“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李泽厚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的心理建设任务越重。大工业生产，高科技生产，高速度，快节奏，剧烈竞争，必然带来人的心理焦虑和人际关系紧张，人成了科学技术和机器的“奴隶”，人也异化了自我。所谓“现代化焦虑”说的就是这层意思。李泽厚说：“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却愈来愈迫切而突出，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贫乏、寂寞、孤独和无聊，将日益成为未来世界的严重课题。”因此，李泽厚对教育有他自己的见解：“教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职业或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获得，如在今天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对待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无疑，李泽厚说的教育是真正着眼于发展提升人的全面素养、让人站立成真正的人的素质教育。李泽厚思想让我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教育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和怀疑，常常自忖：我们有没有在冠冕堂皇的教育旗号下干着有悖教育规律的事？

思考的结果是出了两本书：《语文美育叙论》和《什么是真正的教育——50位大师论教育》。前者集中表达了我的语文教学理念和实践路径，简而言之，就是让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语文之美。由语文学科推及教育，在后一本书中，我借大师之“酒杯”浇自己心头之“块垒”，用大师们的言说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一些理解和思考。我认为教育应该返璞归真，应该朴素而美好，应该走向最合规律，最为和谐，也最有利于人成长和发展的教育之美。这本《什么是真正的教育——50位大师论教育》，读者反响不错，忝列《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0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我知道，即使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也是与李泽厚长期对我的濡养惠泽潜移默化分不开的。

从李泽厚那里得益更多的，其实还是思想方法的启迪。譬如，如何看待教育现实中有悖于教育规律的种种乱象？是愤世嫉俗怒发冲冠动辄拍案或者拂袖了之漠然置之，还是直面现实理性面对着眼建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从李泽厚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思想中得到诸多教益。李泽厚认为，历史本就是在悲剧性矛盾中行进的，前行中总是要付出巨大代价。历史主义讲“发展”，伦理主义讲“善”，两者一定是矛盾的。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行程中的矛盾甚至悲剧，往往决定或影响着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处世态度。置身于教育圈中，端着教师的饭碗，耳闻目睹教育生活中“伪教育”、“反教育”现象可谓多矣。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其中很多都是历史行程中的必然。我们还处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大多数家长们还指望孩子通过高考竞争跳出“农门”，不少孩子也正是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找到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从而改变命运，一味地对违背素质教育的现象作“愤青式”谴责，其实并不够全面和公正，也无济于事。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甚至和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在体制性障碍消除之前，这种现象无法根本改变。但是，即便如此，在现实的既定框架内，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努力空间。你是校长，可以不搞指标，至少不要以此作为唯一依据奖惩教师；你是班主任，可以不在名次上大做文章，至少不要歧视文化成绩不好的学生；你是任课教师，可以在改进课堂教学上多动脑筋，至少不要为了挤占时间而对作业任意加码；更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对教育教学规律的彻悟，发现和创造属于你自己的那份职业幸福，当然也包括学生的幸福。总之，比批判更重要的是建设！这不是妥协，其实是个人直面历史正视现实的一种清醒和理性。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教育也不相信。与其被动无奈，莫如主动争取勉力而为。

再如，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如何看待西方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智慧的关系？李泽厚的文化观也对我们启发良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李泽厚一直是既不保守又不激进。他既不主张激进地否定传统全盘西化，又不赞成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所谓“国学”精粹。一方面，李泽厚主张大力引进西方先进观念，但同时他又主张继承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叫做“转换性创造”。可以说，李泽厚后半生孜孜矻矻就是致力于这种思想文化的“转换性创造”。教育也是一种文化。用李泽厚的思想观照我们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教育喧腾，很多现象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即以语文教育为例。我们母语教育的优秀传统，尤其是五四以来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那一代语文巨匠的教育经验，我们真的能说扔就扔弃之若敝屣？真的能轻率地全盘否定或者动辄“走出窠臼”？那种过分的激进，是不是可以说是思想方法的片面褊狭或者不够成熟呢？因此，还在各种时髦口号漫天飞舞、新式概念如火如荼之时，我即相继提出重视语文教学的“语文味”问题、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血脉相连、文体使语文成为语文、比理念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传达学科的魅力等一系列观点。纵然人微言轻，但毕竟也发出过经过理性思考属于自己的声音。我还和我的教育同仁们一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开展学习实践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活动。我们共同认为，西方有西方的教育哲学，东方有东方的教育智慧。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东西方的文化包括教育都在不断吸取对方的长处，但绝不应该是全盘照抄；我们要在学习借鉴一切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完成传统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坦白地说，李泽厚关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转换性创造”的思想，给了我们颇多的教益、启发和帮助。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可以举出很多。哲学就是科学加诗。读李泽厚的书，你会时常领略到洞悉事物本质的科学之美和慧眼透视红尘的人生诗意！

六

人生确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许多事你想都不敢想，可是，“偶然”的机遇竟然会使乍看遥不可及的事情成为现实。譬如我读李先生的书，本就是一个人静悄悄地只凭兴趣阅读，自己喜欢就行了，从没有想过写些什么，也没有和朋友们交流过，更没想过要和李先生建立什么联系。李泽厚，我和他离得太远了！

一次，大约是2003年前后，我在书店买了本《原道》杂志。杂志上有编辑部联系电话，而杂志的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明先生。我忽然想起，陈明曾和李泽厚先生作过长篇对谈，出版了那本影响甚广的《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他们两人熟悉亲密的程度，只要读过那本对谈录的人，想必都会有很深的印象。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不可以通过陈明对李泽厚作更多的了解呢？怀着颇为忐忑的心情，我拨通了《原道》编辑部的电话，很巧，接电话的正是陈明先生。陈明很忙，听我简单阐述了想法后说：“这样吧，我把李先生的电话留给你。你直接和他联系吧。”随后，陈明把李先生北京和美国的联系电话都给了我。

也许是事过境迁，也许是课务一忙把这事给忘了，或者是我压根就没敢想和李泽厚联系，总之，李先生的电话我从没有拨过，说得确切一点，是一次也没敢拨过。后来，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什么背景或者是什么机缘，总之，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拨通了李先生美国的电话。“喂，请问你是哪位？”我是第一次打越洋电话，大洋那边传来的声音如此清晰，令我惊讶，更令我吃惊的是老先生的声音竟是那样响亮。于是，鬼使神差一般，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李先生，您好！真没有想到您的声音是这样年轻！”已是年近八十的人了，声音中竟然听不出苍老的感觉。可能是我这开场白让老先生高兴了一回，他爽朗地笑了起来：“是吗？你感觉很年轻吗？”李先生这一笑，让我原本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起来。于是，我们在电话里就像朋友一般聊了起来。我倾诉了多年来读先生书的感受和先生著作对我的帮助，也表达了想进一步走近先生譬如经常打打电话聆听教诲的愿望。李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告诉我随时可以打电话过去，当然也没忘记告诉我注意时差，并且要了我的电话，李先生说，以后你拨通之后，我可以打给你，这样比较便宜。这可真让我受宠若惊！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过去和李先生聊聊，有时是请教书里的问题，有时是探询先生的身世，有时干脆就是不着边际的聊天。再以后，我们有了若干次的见面，有了几番面对面的亲切交谈……

庚寅年晚秋时节，天高气爽，温润如春，李先生来江南小住。在太湖之滨一处翠竹环抱幽雅宜人的乡间别墅，我们和着鸟鸣对着青山有过多次海阔天空的晤谈。那天傍晚，我们几人坐在窗外闲聊。我又一次说起了过去曾经说过多次的阅读李先生著作的感受，说起李先生思想给我的启发和帮助，只见李先生久久未语，半晌，好像是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没想到我的那本小书有那么大的影响。”（指《走我自己的路》——笔者注）此时，我分明看到，短短一瞬间，李先生眼里有晶莹的东西闪过，很快，又恢复了平时特有的精警和敏锐。我们都默然无语，沉浸在一种幸福而美好的氛围中。远处，山峰逶迤，晚霞如火，一轮夕阳在山影映衬下，分外娇艳，缓缓而无限眷恋地在两山对峙的空隙之间踟躇……

我蓦然想起一代大师陈寅恪的著名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我知道，李泽厚先生或许不会写这样豪气四射傲岸孤高的诗句，但用它来概括李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成就，窃以为还是颇为恰切妥帖。以李泽厚的才情、识见尤其是哲学玄思，说李泽厚“四海无人对夕阳”并不为过。毫无疑问，李泽厚的学术思想站上了这个时代的制高点。早在1988年，台湾《风云思潮》丛书出版，收录李泽厚《当代思潮与中国智慧（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有国内知名学者为之作序，就曾作出以下评价：“在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李泽厚无可争议地，占据着一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处在这个时期的李泽厚，实际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位承先启后的枢纽性人物。李泽厚的哲学特点，在于他的天才，他的敏锐，他的博学，以及那种高度的思辨性。”“公平地说，对于被迫生活在五十—六十年代，那种正统教条主义哲学模式中，很难发挥任何独立创造性的这一代学者来说，出现李泽厚是一个奇迹。而较诸与他同时代的，某些至今抱残守缺的，因袭着老一套陈旧僵化模式的思想侏儒来说，李泽厚无疑是一个巨人。”

是的，李泽厚是一位学术巨人；而且1980年代之后，李泽厚的思想又跃上了新的高度。我想说的是，对于这样一座巍峨的学术山峰，直到今天，人们似乎还远没有充分认识到她重大而深远的价值！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读到了有关李先生学术影响的最新消息：李泽厚入选国际上批评理论、文学理论权威性著作《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该书2001年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全世界各地大学最流行、最重要的批评理论教材之一。2010年此书出第二版，此版收入148位著者的185篇作品，始于古希腊的高尔吉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为“最全面深广”、“最丰富多彩”的选本，将成为理论和批评的“黄金标准”。该书编者在“前言”的开头第二段即自豪地宣称，第二版的最重要新特色之一是选入四位非西方的学者的著作，其中包括中国的李泽厚……。在著者评介中，编者一开始即惊叹：“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他所发展的精致复杂、范围宽广的美学理论持续地值得注意，特别是其中关于‘原始积淀’的独创性论述。”该书编者认为，李泽厚在融合东西方众多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构建起他的哲学和美学体系，而其著作的最深根基则是康德、马克思及传统中国思想。（贾晋华：《走进世界的李泽厚》，《读书》2010年第11期）如果说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标志着李泽厚的哲学成就获得国际认可，那么，这次入选《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则意味着李泽厚已经跻身于世界古今第一流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之列。由此推想，李泽厚学术研究三大领域中与哲学、美学鼎足而立的思想史论，其卓越建树赢得举世公认、享誉全球的日子还会远吗？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七

最后，就本书编选原则、体例作一简单说明。

一、李泽厚著作版本甚多。遵照李泽厚先生的意见，本书选文均以最新出版的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李泽厚集》（10卷）为据，只有3篇近年答问选自报刊。

二、本文以中小学教师以及师范院校学生为主要读者。考虑到本书的普及性质，不收入专业性太强的学术论文，而尽量选录通俗易懂之作。征得作者同意，对原注作以下处理：系引用他人的，移至正文加括号注明；系引申正文观点的，则从略。

三、选文标题一般依照原题，个别文章因篇幅有限节选了部分文字。节选文字均另拟标题，并在括号中加※说明。

四、编排不以时间为序，而从有利于读者阅读出发，尽量照顾到内容之间的内在线索和逻辑。在每篇文章结尾标明发表时间，出处则从略。

五、为了让读者在有限篇幅内领略李泽厚的思想全貌和语言风采，除选文外，从李泽厚的著作中摘录文质兼美的语段若干，专列一辑，以飨读者。

因编者水平所限，选文难免有遗珠之憾，编排亦恐有失当之瑕。敬祈读者鉴谅。

深深感谢李泽厚先生给予我这一份特别的信任和荣誉！也感谢朱永通先生、林茶居先生、李永梅女士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问世所做的努力！

杨斌

2010年12月于姑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