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京师

到了通州，大运河也即将走完它生命的四季风景。Www.Pinwenba.Com 吧如果说江南运河是它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里运河是它浩荡澎湃的青春，那么中运河与鲁运河就是它命途多舛的中年，而南运河与北运河则意味着渐趋晚境了。只有到了这时候，你才有资格对它的性格说点什么。

都说大运河是一条女性的河，可我仍要说，在女性中，它更像一位亮丽而辛劳的少妇。

它当然不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少女是母亲口中半是娇宠半是嗔爱的“疯丫头”，她们清纯、任性，无忧无虑，却又失之浮躁，有如翠竹顶梢摇曳不定的嫩叶，无论怎样弄姿作态，都是青春的风景。她们当然也有烦恼和忧郁，但那毕竟是属于她们那个年龄特有的烦恼和忧郁，一阵风就可以吹散的。她们还来不及学会什么是矜持和深沉，因此，那肆无忌惮的喧哗并不令人生厌。她们的名字叫小溪，是那簇拥在大运河周围的、浅得一眼就可以看清水底的苔藓和鹅卵石的小溪。

大运河也不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平心而论，那些侯门贵妇本来也是相当优秀的女性（容貌、水色和教养）。她们都有着显赫的门第背景，往往一次陪嫁或者因夫君的光环而得到的一个封号，就足以让自己安富尊荣地受用一辈子了。但她们的一切原都是属于别人的，那些人首先占有了她，才挥金如土地包装她。说到底，那是一种高雅而堂皇的卖笑生涯。她们在无忧无虑中痛苦，在浓妆艳抹中憔悴，以至发出“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叹息。她们的名字让人们想到一种金粉斑驳的富贵气：西湖、昆明湖、北海和中南海。

大运河的性格不是这样，虽然它的某些段落可能像少女或贵妇，但总体上决不是。它坦荡纯朴，端庄平和，虽有家室之累而终日操劳，却并不狭隘琐碎，也不见半老徐娘的晦黯。它当然不可能花枝招展，只是在偶尔有兴致时才稍稍梳理，浅浅作妆，这时候人们便发现，原先的蓬头垢面和荆衩布裙竟这般亮丽照人，其间流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风韵”的东西。那是一种经历了生活磨练的、劳动妇女的健康成熟之美；是身段、容貌、情态和气质的总和，当然也包括它的含蓄和宽厚。它从来不会讥笑少女的浅薄，也不会羡慕贵妇的光环。为什么要讥笑和羡慕别人呢？因为自己不够花容月貌或者没有一劳永逸的门第遗产吗？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它作甚？因为自己付出了太多而获取太少吗？可那是自己义无反顾的责任。责任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拥有，富于责任感的女人，才是真正幸福的女人，才永远不会衰老。自己在劳作中幸福和美丽，并且让一个民族也在世世代代的操劳奔波中强健，这不是很好吗？它热情地接纳小溪的涓涓细流，博采众水蔚成洋洋大观；它也慷慨地接济侯门贵妇们强颜欢笑的画舫它不羡慕它们，但尊重它们用自己的生命之水，为它们抚平眉际的忧伤。这就是它母仪天下的大运河，被人们熟视无睹却又须臾不可离开的大运河。

女性的美丽还在于哺育，产妇的笑容是足以使天地间的一切灿烂和富有默然失色的。如果说大运河的河水是多产的雌性因子，那么，它在中国东部的土地上，恰恰找到了可以孕育生命的一切要素。历代的暴政、灾荒、战乱都不能摧毁它生殖力的蓬勃。谁能相信，它柔弱的身躯竟哺育了那么多壮硕的生命社会的、经济的、人文的、生态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她造就了我们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这么多人信奉同一种图腾，使用同一种文字，操着同一种语言倾诉愤怒或爱情，也用同一种音调呼唤母亲。

在大运河的全程中，通惠河恰恰是最没有性格的一段。

通惠河没有性格是因为北京没有性格，北京没有性格是因为它包罗万象的宏阔。辽金以前的遗迹就不去说了，那与大运河的关系不大。蒙古人来了，对于那些荒原上的骑手来说，城市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从蒙古包进入了城市，并用自己的语言把居住的街巷称作“胡同”。胡同是平民生活的一道底色，也是城市最细微的神经，这个城市的悲欢痛痒总是最先在胡同里感受到的。因此，元代的大都，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辉煌的宫殿，而是如同青藤一般延伸的胡同。青藤结满了果实，果实又落地发芽长出青藤，向远处延伸。大都城就像摊大饼一样向四处扩展开来。不久，南方的朱家皇帝来了，胡同仍旧是胡同，另外又修建了不少宫殿。宫殿完全是南方式的，几乎是把南京的宫城原样照搬过来了，只不过稍稍放大了些。那是一个躲在宫殿里玩弄权术的王朝，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术被他们整合得天衣无缝，而那些等级森严的宫殿也从此成为北京的某种精神标志，虽王朝更替，主人只要换一块招牌就行了，那一套统治术已经登峰造极，再想玩出什么新花样也难。满清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因此一切都是以便于骑射为底线的，通衢大道，满汉全席，男人的马褂和女人的旗袍，等等，这些不光是场面之物，也是一个时代的美学风尚。那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王朝，前朝的胡同和宫殿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安排，就像他们刚刚进入京城时安排前朝的降官贰臣一样。北京几乎是集大成的，这里什么都有，因此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京剧《游龙戏凤》中明武宗有一句台词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北京其实就是“大圈圈（外城）里的小圈圈（宫城），小圈圈里的黄圈圈（宫殿）”。武宗是个有名的浪荡子，但在乖张任性中有时倒能见出几分真性情。其实，就是这几道“圈圈”，还是大运河从南方运来的。大运河太殷勤了，南方但凡有什么能让皇上眼热心动的东西，都被它拾掇到这里来了。就像把所有的颜色都抹在一块画板上，几代王朝抹下来，最后看到的却只有一种颜色黑色。

这黑色标志着权力。

北京是权力的堂，或者说，是一个偌大的官场。“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是现代人的一句口头语，其实历来如此。官场里的讲究忒多，你若是初来乍到，真像是林黛玉初进贾府时那样，不可多说半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大运河只得收敛起一路上的万种风情，蹑手蹑脚地处处留着小心。一般情况下，北上的漕船到了通州，便要放空回程了。但直接为皇室和贵族运送物品的却可以由通惠河直达北京东便门外的大通桥，甚至可以再转向北行，一直抵达皇城根下，那里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禄米仓（听听这名字）、东门仓、北门仓、海运仓、北新仓。有些漕船还可以一直开进“海子”(积水潭)。从春天到秋天，通惠河的沿途虽也有花红草绿，市声人语，但两岸的城墙和宫殿阴影一般压迫着，每一程都像磕碰着权势的目光。因此，它似乎更盼望着冬的来临。

一进入冬天，通惠河和“海子”就封冻了。结了冰的河面上反倒多了几分热闹。这有古人的诗句为证：“唤取冰床载人去，顺成门外到前门。”这种冰床大抵是一种冰上的游乐工具吧？我无法想象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肯定是很有意思的。这时候，有点身份的人家都闭门扃户，猫在屋里围炉取乐。即使是出门，那马车的轿门也用厚厚的棉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朔风和严寒把他们禁锢在一个逼仄的小天地里，而把亲和大自然的广阔舞台留给了小民百姓。小民百姓是一个天性快乐的群体，他们其实比豪门纨绔们更会找乐子。现在，他们把胡同里的一应娱乐都移到冰面上来了，人们在这里溜冰船、抽冰嘎、放风筝、抖空竹。“冰嘎”就是陀螺，在冰面上抽陀螺用不着像在胡同里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你尽可以像牧羊一般的优哉游哉，抽上两鞭子就拢起手看别处的热闹。而且因为冰面的平整度很高，那陀螺并不乱走乱窜，看起来仿佛静止在那里，把一圈薄薄的光晕投在冰面上。从民间文人的竹枝词中可以看到，当时还有在冰上踢球的，那比国外的冰球要早好几百年。人们只顾着自己玩得尽兴，却从来用不着去理会皇城里苍老的钟鼓声小民百姓们世俗的快乐，与它有什么相干呢？

当然，他们可以在通惠河上玩，也可在“海子”里玩，却不能到更远处的昆明湖上去玩。

昆明湖所在的颐和园是皇家园林，即使是贵戚勋臣，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得去的。

一般人不能随便去的地方，大运河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徜徉，因为昆明湖是作为通惠河的水柜而存在的，在这里，大运河惊叹于南方的造园工艺如何融入了北方的庭院，从而成就了皇家园林那华丽炫人的景观。

其实大运河是用不着惊叹的，正是它自己夙兴夜寐的辛劳，把南方那诗意的生活一点一滴地注入了北方，就连著名的北京烤鸭也是由苏州传至京师的（确切地说，北京烤鸭中的一些特别制作是苏式菜肴的工艺，例如在鸭的表皮涂蜂蜜和饴糖，等等）。关于南方那诗意的生活，邓云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

昆曲、黄酒、绿茶、园林，足以代表传统的南方文化。具体到苏州园林，那不妨再加一点评弹的叮咚弦索声。蒙蒙细雨中，走在长长巷子的青石板路上，隔着长满苔藓的高墙，从偶然中伸出墙头的翠绿的老树叉丫间，传出一两声叮咚弦索声……

最后的那几点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其间盈漾着多少怀旧的情味！那悠长如梦的沧桑人事，那青灰瓦檐下水淋淋的江南……

是的，江南是离不开水的，江南的园林也是离不开水的，水之对于园林，有如美女的秋波，是最具神韵也最迷人的所在。颐和园有的是水，而且气象颇为壮阔，这就好办了。如果说南方园林是清雅婉约的昆曲，那么北方园林则是金碧重彩的京剧，京剧受昆曲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从昆曲演变来的。眼下的这座颐和园，正所谓北园南调，自是园中高品。从大处看，这里有气度雍容的湖光山色，湖曰昆明，山曰万寿，名字虽是后来的附丽，却也是真山真水。北方的四季转换较南方为甚，木叶摇落的时间亦较长，因此园中多以长绿树为主。烟树葱茏，与黄瓦红柱，牡丹海棠相映衬，烘托出一派皇家的富贵气却又并不庸俗。从小处看，也有粉墙黛瓦，竹影兰香；也有小阁临流，曲廊分院，文人的“文心”和匠人的“匠心”结合得恰到好处，这是南派园林的风姿。皇家园林的这种包容性体现了其主人的贪婪，他们是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到自己园子里来的，例如，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被乾隆看中后，就被照样搬到了皇家后院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有扬州瘦西湖有一座和北海琼华岛上一模一样的白塔，那是老人家南巡时，又想把自己后院里的东西随身带着。反正他们是要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圈养在自己身边，变成举目可见、伸手可即的玩物。离颐和园不远还有一座圆明园，那是被称作“万园之园”的，自然是集中了天下所有园林的精华，后来被洋人一把火烧光了，只剩下几根烧不烂的石柱指向苍天，千秋万代地作沉思状。大运河不敢往那边看，怕看了伤心，那是一个民族鲜血淋漓的伤口，永远也不会结痂的。到了颐和园那个时代，大运河已经衰老了，一颗衰老的心，承受不了那样铭心刻骨的伤痛。

那么就想些别的吧，例如，这些园林连同京师宫城里的那些大殿子大多是南方香山匠人的手艺。香山是多好的名字啊！香草美人，钟灵毓秀，词义和语感里天生就蕴含着某种艺术气质。正因为名字好，中国叫香山的地方太多了。这里所说的香山匠人来自苏州，他们中间包括：木匠、泥水匠、堆灰匠（泥塑）、雕花匠（木雕、砖雕、石雕）、叠山匠等。记忆中的很多场景都是过眼烟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痕，但有些场景却是流不去的。早在北宋末年，香山匠人就沿着大运河北上，来到开封给皇帝造园子。那带头的朱勔是个造园高手，开封著名的艮岳就出自他的手笔。天底下恐怕没有比那更大的人工园林了，周遭十余里，全用江南的太湖石堆叠而成，再加上楼台亭阁和各地搜集来的奇花异草，端的是人间仙境。连宋徽宗那样艺术素养很高的人都很赏识他，让他担任“苏杭应奉局”的官职，奉命采办“花石纲”。一个造园子的工匠当什么官呢？你只是有点技术和管理才能，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就是了，一旦沐猴而冠，命运的悲剧也开始了。后来国家危难时，朱勔与蔡京、童贯、高俅等人一起被斥为祸国殃民的“六贼”，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他这种没有什么根底的人自然只有杀头的份。他死后，家境亦一落千丈，但好在子孙都有一门手艺，吃饭还不成问题，他们“游走于王侯之门，俗称‘花园子’”。这比那些纯粹的政客可好多了。例如同为“六贼”的那个梁师成，也曾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但这种人除去投机钻营，皮囊里什么货色也没有。没有货色便只能千方百计地去附庸。他的附庸有点特别，竟到处吹嘘自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私生子，说是苏东坡的侍妾带着身子嫁给了姓梁的生下了他。《宋史·梁师成传》中说：“师成实无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被遣出侍妾之子)。”他说得可能不错，苏东坡在一再被贬的情况下，也确曾遣散过侍妾。但这种事若放在嘴上吹嘘，且大言不惭，就实在没有意思。梁后来被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到半路，被押送人绞死。他是太监，自然没有后人，这样也好，如果有，也肯定不像朱勔的后人那样有一门手艺可恃。“六贼”中的其他几个人，一旦树倒猢狲散，后代竟有沦落街头为丐为娼的。所以奉劝世人，官场是靠不住的，还不如正经学一门手艺的好。

其实，也不是说工匠就不能当官，同样是香山匠人出身的蒯祥就当得很不错。他是北京明宫城的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说到底也是靠手艺吃饭的。从永乐到成化，蒯祥一生侍奉过六代君王，最后官至工部侍郎，食从一品。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分别珍藏着一张《明宫城图》，图上画的是明代紫禁城建筑群，崇楼巍阙，金碧辉煌。令人注目的是，在画面左侧华表下有一位纱帽红袍的官员，器宇很轩昂的，他就是蒯祥。顾颉刚先生认为，这张图上蒯祥的“人形特大，与建筑比例不称，盖明帝重其人，所以纪念之也”。皇帝为什么看重他呢？因为他主持营造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宫殿和园林是有区别的，可以这样说，造宫殿是帮忙，而造园林则有点帮闲的味道那园林本来就是供帝王休闲游乐的。若是太平盛世，那倒没什么可说。若遭逢末世，万方多难，最后总要归结到“耽于安乐”这一点上。皇帝自然没有什么过错，那帮闲造园子的就难辞其咎了。也是朱勔活该倒霉，谁叫他生不逢时的呢？

顺便想起一件不大不小的轶闻，说出来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当初英法联军进京后，在如何惩罚清政府这一点上，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曾发生分歧，英使主张焚毁圆明园，法使主张焚毁大内皇宫，后来考虑到若焚毁皇宫，清王朝有可能垮台，他们攫取的利益亦随之丧失，才最后选择了圆明园。可见在洋人眼里，宫城也是皇权的象征，非同小可的。现在想起来，像紫禁城那样举世无双的大古董能得以保存，确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一想到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民族所经受的那些耻辱，我倒要狠心说一句：还不如让洋人烧了紫禁城的好，如果它能换取一个腐朽体制的提前垮台和一个古老文明在烈火中重建的话。

烧圆明园，痛；烧紫禁城，亦痛，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注定了是一部血与火的痛史。

流过了京师的胡同、宫阙和园林，也流过了元明清三代的盛衰兴亡，大运河无可奈何地衰老了。现在，它枕着昆明湖上的画舫，静静地品味着北方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是可以和南方的评弹相媲美的，它似乎最适合于风尘女子演唱，因为那曲调中有一种揪人心魂的身世之感。人的身世与河的身世在感情上是相通的，回首南望，四千里风尘，六百载岁月，最终就流入了那份不绝如缕的伤感之中。大运河黯然无语。

黄昏悄悄地莅临了，树的影子拖得很长。大雁掠过长空，它们是大运河最忠实的伴侣，每年的春风秋月中，它们都要追逐着运河上的帆影从南方飞向北方，又从北方飞向南方。也只有它们可以作证，眼下这苍老的河床，当年也曾有过恣肆洋洋的青春，那史诗般浩大的船队，曾多少次让它们迷惘：究竟哪是天？哪是地？哪是白云哪是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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