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憔悴的老妇人

在入陶澍幕以前，魏源曾三入京师，其中有两次走的是运河水道，因此，他对大运河的了解就不光具有一个思想者的理性思辨，也洇染着人生经历中的感**彩，数千里运道上的辗转之艰，艄公纤夫的风霜之苦和沿途关胥的盘剥之酷令他感慨良多。Www.Pinwenba.Com 吧这条衰老的大运河实在已经不堪重负了，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说不尽的漕运，欲说还休，却又不得不说。

那是怎样一种艰难卓绝的远征!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当然还有其他御前用物)从南方起运，千里迢迢地辗转北上，用以充实京师或供应军旅，抑或分储仓廒。漕船所过之处，江河大泽的风涛之险且不去说它，为了解决水位落差问题，光是沿途的那些堰闸就要费多少周折。像瓜洲和清江浦的那种磨堰，每一次通过时都要把船卸空，再用牛拉的绞盘把空船拽上去。木质的船底贴着石砌的堰坝，一点一点地向上“磨”，绞盘牵引的粗麻绳不堪重负地呻吟着，有如巨大的弓弦，期待着把痛苦射向天空。健壮的牯牛——它们是农耕时代无与伦比的大力士——在重轭下也显得步履艰难，全不像在场头地边那般优雅。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似乎每艘漕船都要以伤痕累累作为进入京师的印戳，都要体验一次绝望中的诞生。天空、太阳、流水、牯牛因用力而绷紧的后胯，还有船夫严肃的面孔，全都冷峻得有如生铁一般。这里几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绞盘的运用，人力与畜力的通力合作，杠杆原理与支点的转换，船底与石堰的摩擦系数如何控制在极限之内，等等。这时候，你可以闻到汗的气息，血的气息，甚至还有火的气息——是那种潮湿的、欲燃未燃的焦灼气息。木头与石头——它们都是阴阳五行中最古老的音符——之间的摩擦曾点燃了原始人类的文明之火。而在它们各自的生命中，它们也曾相依相偎过，那是在它们青葱饱满的年华，那时木头不叫木头，它因具有生命而被称为“树”。而石头也是原生态的，并不曾被人工砍削嵌砌成水坝。现在，它们却被安排在大运河上的一道磨堰前，让它们演示一出力学与美学的最高形式——在互相咬啮中痛苦，在痛苦中完成托举和升华。而这种咬啮一旦超出了极限，那艨艟巨舟就会在石坝上花瓣一般绽开，成为一堆积木漂流而去，最后又依偎在岸边的几棵老树根下——这种结局虽然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却并非大地的本意。

当年的瓜洲堰，用牛达二十二头之多。谁能想到，那最后云集在天子脚下的如林的帆樯，竟是负载在这些牯牛的重轭下，一艘一艘地“磨”上石堰的。

大运河最直接的功用在于漕运，就像牛的功用在于耕田拉车，骆驼的功用在于穿越沙漠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大运河就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和牛。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役使几乎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漕运作为立国之本，无论是雄才大略的明君还是抱残守旧的庸主，他们注视运河的目光都一样的殷切。漕运!漕运!这一惊一乍的幽灵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八百里快马送来的奏报中，亦时不时地闯入君王玫瑰色的梦境。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漕运仰仗汴河。每年夏季汴河发大水时，宋太宗赵匡义都要亲赴治漕工地视察。有一次车驾陷入了泥淖中，他就下车步行。九五之尊的帝王连同一班随行的近臣，一个个都弄得泥猴子似的。殿前都指挥使跪在面前叩头不止，恳请皇帝回宫，被他一番痛斥。其实，比之于后来的元明清几朝，宋代漕运的规模还不算很大，但已经弄得皇帝这样狼狈了。是呵，就这么一条纤纤弱质的运河，却担负着泱泱京师的日用衣食。数千里运河线上，关山迢迢，风险莫测，再加之洪涝、干旱、盗匪、战乱，还有种种弊政造成的**，这些都是它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只要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京师里嗷嗷待哺的百万生灵将何以就食?

漕运，这纠缠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梦魇，面对着你苍古的风尘和含辛茹苦的哺育之功，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为你唱一首古朴而深情的颂歌吗?用青铜编钟和大运河边的芦笛伴奏，讲述一条河和一个民族的历史，那当然是应该的。作为农耕中国的生命线，漕运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巩固居功至伟。秦时明月汉时关，疆域辽阔的秦汉大帝国是以邗沟和鸿沟的开通为前奏的。而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其源头应该上溯到隋代大运河的千里清波。元代最终形成的京杭大运河，则又无疑为明清两代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长河千古，沧桑无语，从中我们却可以发现，**社会有时确实可以办成一些大事，虽然那往往要以滔滔血海和累累白骨作为代价，但对于历史而言，那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赢得的是一个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嫉妒的大中华。

但我们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还要说，大运河，你是不是对一个封建的中国过于娇宠了?你几乎把一切都准备得那么精细周全，然后焐热了，嚼烂了，喂到它嘴里。它用不着稍微运动自己的肢体，也用不着像原始人类那样不断强健自己的器官。久而久之，你突然发现，它虽然已经皱纹满面，白发苍苍，却仍然是个没有思想、更不会行动的软体动物。你那舳舻千里的供养太殷勤恭顺了，过分的溺爱和迁就使它在饱食终日中丧失了进化功能。这种爱的方式，福兮?祸兮?谁人曾予评说?

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的漕运史。漕运大致肇端于春秋末期，那时正值中国的封建制开始挣脱奴隶制的桎梏，生气勃勃地走上历史舞台。而它的衰亡则是在清朝末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正式下诏废弃漕运。此后不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也就是说，漕运是和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始终的。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历史必然性呢?

漕运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方式和政治形态，它几乎深入到社会肌体的每根神经末梢，决定着那个时代的情绪、时尚、视野、风俗，以至生活节奏和生命精神。当农夫们在春天的原野上播下第一把谷种时，当村妇们在古老的织机上抛出第一梭纬线时，当镰刀、牛车和碌碡在跃跃欲试中等待收获时，他们想到的除了自己饥肠辘辘的肚皮，就是那有如家族背景一般古老的使命：漕供。为了自己的肚皮，为了官府的漕供，他们世世代代地劳作，这就是他们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信条。而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则要潇洒得多，举凡日用衣食自有漕船送来，他们几乎伸手可及。当他们憧憬着民间的某种美食珍玩时，也只要在给各州府的“红头文件”中加几行字，所需的一切便会沿着大运河源源送达。即使是皇上有所赏赐，也总是真珠彩帛或女乐什么的，让他们拿过来就可以直接受用。这种舒舒服服的受用甚至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来,据说宋朝的蔡京一日偶然问他的孙子，煮饭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孙子回答是出自席包。因为开封的米都是漕船从江南运来的，漕船装米都用席包。——这位纨绔子弟似乎并没有说错。另一则笑话说的是，明代北京的官员吃惯了通过“快马船”从江南进贡的鲥鱼，由于路途遥远，那些娇贵的时鲜货送到京城时都腐烂发臭了。一官员调任南京守备衙门，时值初夏，厨师天天给他做新鲜鲥鱼。此君虽然吃得十分开心，却始终不认为盘中美味是鲥鱼，因为在他看来：不烂不臭，怎么会是鲥鱼呢?这种黑色幽默虽然荒诞，但折射出的社会世情却是相当真实的，由于被漕运喂养得太久了，京城的衮衮诸公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心智。

在这里，产品的商品属性消失了，市场作用被淡化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一切都是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一切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之内。历史上的大运河曾多次改道，漕运方式亦时有变革，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把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连结起来，让南方供养北方。这种实物供养式的漕运制度，客观上压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了乡村中以土地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格局。在这种体制下，小民百姓们固然丧失了走向市场的**，就是官僚贵族们，他们聚敛财富也不是为了用于投资和发展再生产，而是把银子堆在仓库里，每年夏天搬出来晒晒太阳，寻求一种心理快感。或者用于购置土地，好在晚年致仕后有一块优游休憩的田园。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银子和土地才是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漕运就这样把一个封建的中国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让它在自给自足中陶醉、僵化，直至腐朽衰亡……

其实即使在“康乾盛世”那个时候，大运河也已经显出疲态来了。只不过那时国力强盛，舍得把银子花得流水似的，大运河就像一个用了激素的病人一般，还能勉强维持一种富态相。但这种富态不是雍容，而是虚胖，所谓娴静优雅已远离它而去了。康熙乾隆前后十二次南巡，主要目的都是巡视河工，游乐倒在其次。特别是康熙帝玄烨，早在亲政以前就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亲自书写了挂在宫中柱子上，以备顾视不忘，这三件大事中，就有两件是与运河有关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三藩既平，玄烨即首次南巡。这次因对治河心中无数，只能先为视察，故称“视河”。原计划先经山东祭奠泰山和拜谒孔庙，但当他祭毕东岳，刚刚在郯城驻跸，有河道总督靳辅向他奏报苏北大水，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康熙闻报，随即改变行程，先行南下巡视河工，待回銮途经山东时，再拜谒孔庙。他不喜欢搞形式主义，在他的谕旨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心任事”。他自己也是“实心任事”的，河务是基本国策，不实心任事不行。

康熙的这次南巡，还引出了一场关于治河方案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皇上自己，另一方则是治河名臣靳辅。这场辩论长达三年之久，其中有具体的方法之争，也有权力场中的恩恩怨怨。按理说，在**时代，君臣之间是没有辩论可言的，更何况是康熙这样的一代雄主。之所以会“辩”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靳辅不屈不挠地据理力争，一方面也是由于康熙处理得很审慎，他并不意气用事，以势压人，相反倒颇有一点民主作风。事情虽有些曲折，靳辅也曾一度被罢官，但实际上的治河方案还是按他的一套去实施的。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个叫于成龙的大臣也颇为活跃。于成龙是有名的清官(前些时因为一部《清官于成龙》的电视连续剧，让他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但他对靳辅有成见，一直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这个人清廉是清廉，治河却非行家，而且既以清官名世，就处处有点求名的味道。康熙曾一度派他督理里下河工程，结果发现根本不行。这说明，清官不一定就是好官，在一个清明向上的时代里，人们需要的当然是好官；只有在吏治日坏时，人们才呼吁清官，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

那么，靳辅是不是清官呢?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只用清贪二字来评价官员，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正好，康熙也曾当面向靳辅提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回答的。

康熙问靳辅：“你手下僚属中有谁最为清廉?”

这是旁敲侧击的说法，名为打探僚属，实为打探你靳某本人。谁不知道“长河决口，黄金万斗”，总河是个肥得冒油的差事呢?

靳辅回答得很得体：“清廉二字，人所难能，为大吏者必定要法己率属，然后才可责人。臣起家寒微，蒙皇上隆恩任总河一职，但如果说一文不取，一文不与，臣也难以做到。”

为什么“难以做到”呢?听着，因为他在这个位子上也要开销，例如对手下僚属的激励赏赉，例如方方面面的应酬交际，例如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务和摊派，等等。这些都没有正项支出，只能打到河工经费中去。

然后他又声明：“不过若谈到贪图富贵，颠倒是非，贪赃枉法，妄取钱财，妨碍公务等事，臣则断然不敢做的。”

康熙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侍卫和大学士们说：“他说的都是实话。”又对靳辅说：“如此足见你不骗朕了。”

也难怪康熙对靳辅的“实话”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河工向来是河官借以中饱私囊的好地方，要真正做到一文不取确实很难；河工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事关系，要真正做到一文不与也很难。靳辅是聪明人，他知道皇上也是聪明人，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像靳辅这样的官，不光皇上满意，老百姓大体上也是满意的。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最大度的，他并不是一定要你两袖清风地当苦行僧。你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多拿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吃过了、喝过了、拿过了，要为老百姓办事。最可恶的是有一类人，他们什么本事都有——吹牛拍马，卖官鬻爵，包二奶，养情妇，花天酒地——却唯独不为老百姓办事。靳辅虽然不能算一尘不染，但他为治河鞠躬尽瘁，最后死在任所，这样的官员即使放到现在，也还是值得称道的。

可怜的康熙，几乎从他亲政的第一天起就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大运河，长时间地注视某一种事物，要么使人昏昏欲睡，要么使人歇斯底里。康熙是精神上足够强健的帝王，但他的雄才大略后来也被消磨得婆婆妈妈的，特别是苏北里下河那一段，大运河与黄河、淮河、洪泽湖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年复一年的溃泛和修补，使那里成了大运河肌体上最顽固的病灶。康熙六次南巡，基本上都是冲着那块病灶而去的。首巡视河，二巡谋河，三巡治河，后来的几次则是检查治河规划的落实情况。他对河工太看重了，因为看重而容不得丝毫的拆烂污，一旦听说有在工程上弄虚作假或经济上手脚不清的，处置都很严厉，有时甚至免不了意气用事。例如曾有人告发某河官亏空库银三十万两，康熙大怒，让九卿议他的罪，大家都说要“大辟”(一种酷刑，将人拦腰砍断)。但当时的礼部尚书韩菼认为，亏空的银子是康熙南巡时花在接待上，并非贪污，这种情况应该让皇上知道。韩菼是康熙年间的名状元，很受赏识的，但自从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就不再被赏识了，反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被皇上斥责，到了后来连有病想辞职也不准，终于死在任上。康熙对河工太看重了，他这是恨屋及乌。讲真话不仅要看对象，也要看时候的，韩菼的真话讲得不是时候，他只能咎由自取了。

经过康熙年间的治理，大运河似乎又有点容光焕发的模样了，这容光是“康乾盛世”的一道底色，清代上升时期那一百余年的盛世风华，都是在这道底色上打理出来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帝王，六十余年的太平天子，端的是天上人间，良辰胜景。他也曾六次南巡，而且打的旗号也是巡视河务，但他已用不着像祖父那样宵衣旰食、栉风沐雨了。他只是巡视，并不是去解决什么问题的，余下的精力都用在游乐上。帝王的出行本来就相当排场，若一旦与游乐有关，那排场就更加倾城倾国了。别的不说，光是御舟经过的地方给纤夫准备的便桶，每县动辄万千，而且都要是新做的。御舟一过，即破碎无遗。成千上万只破碎的便桶散落在运河两岸，成为乾隆南巡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康乾盛世最后的奢侈。感谢野史笔记中的这类记载，它让我们看到的南巡不光是流金溢彩鲜花着锦的香艳故事，也包括了一些不怎么起眼的小情节。

康熙的首次南巡是在1684年，而乾隆的最后一次南巡则是在1784年，这中间正好一百年。乾隆是不是有意在祖父南巡一百周年的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盛典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的这一百年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例如：

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宣告了英国的**政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两年前，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开辟了一门崭新的学科——理论物理学。

1769年(乾隆第四次南巡不久)，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蒸汽机的轰鸣不仅打破了田园牧歌的宁静，而且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1789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愤怒的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从此，“天赋人权”便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鼓舞人心的一面旗帜，也成了让**者最忌讳的一道符咒。这一年，距英国通过《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间，欧洲人干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事，中世纪的坚冰被打碎了，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变革的热情和智慧的风暴席卷欧罗巴大地，从探究宇宙奥秘到发明避雷针、温度计、煤气灯、蘸水笔之类的小玩意，到处是五花八门的创造和生气勃勃的宣言，科学发现的欢呼和王冠落地的哀叹此起彼落，革命、权利、定律和定理成了一个时代最神圣的词汇。那么在东方呢？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两代帝王却把精力消耗在修补一条运河上，而修补的目的无非就是维持一个王朝的衣食温饱。相对于欧洲人轰轰烈烈的足音，他们精致的修补显得那样空洞而苍白，那一次又一次盛大的南巡也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滑稽表演。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实心任事，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能越过大运河的堤岸和帆影，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境界。那期间，大运河的容光焕发实际上是一种回光返照，徐娘老矣，韶华不再，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强打精神巧梳妆都难以掩盖衰老的痕迹。而且这种强打精神恰恰加快了衰老的进程，乾隆以后，大运河如同那个危机四伏的盛世一样，从华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妇人。

还是开头说过的那两句话：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