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最后的绝唱

咸丰六年秋天，六十三岁的魏源离开兴化，沿古运河前往杭州。Www.Pinwenba.Com 吧这是在一个苍老的季节里，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的告别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运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运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是何等豪迈。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他又行进在这条因漕运终止而显得冷冷清清的旧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云暗，芦花萧萧，满目凄凉，这景况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尽管一本《海国图志》使他名满天下，但名气有时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势利的科场和官场，名气更是一文不值。“惠抱兰怀只可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这是何绍基为他鸣不平的诗，他就这样在屡败屡试中误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中了个三甲九十三名，这样的名次，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录，那年的状元是一个叫萧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个平庸无为的孝子，夺魁后，在翰林院当了两年修撰，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直到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炉火烧死。但就是这个怎么看也不起眼的萧锦忠，当年在科场上的排名却要让魏源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其实，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状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国图志》的，仅从这一点看，科举的游戏规则也应该改一改了。

魏源在苏北的小县衙里坐了几年冷板凳，就辞官避居兴化，把佛经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许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药的大趋势，既然无力回天，便索性横出三界，寄望虚无。于是，他把人生的最后一座驿站选在灵隐寺下的杭州。

小船从内河绕过战火中的瓜洲和镇江，在谏壁附近进入江南运河。北风吹送着孤帆，省却了一路上纤夫的辛苦。漕运的终止加上连年战乱，古运河上一片萧索，原先狭窄的航道也显得宽敞多了。船到苏州，魏源登岸小憩。苏州是人见人爱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仍然一如往常，小桥流水，幽静如梦，老圃秋香，金桂出墙。阊门的市肆仍然繁喧，山塘的仕女仍然靓丽，桃花坞的年画也仍然充满了俚俗和喜庆。但魏源已经感觉到，这座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在走向衰落，随着漕粮改行海运，它的地位正在被邻近的上海所取代。从此以后，苏州只能作为上海的后院而存在了，这里精致的园林可以让冒险家们纵横四海的雄心得到休憩，这里的深巷小楼里为他们调教出一茬又一茬色艺可人的姨太太，而这里温丽的山水间则为他们准备了一方死后的墓地。一座曾在中国城市史上勃发出经济和文化原创力的苏州正在消失，它正在变成供人们休闲把玩的一把团扇或一曲评弹。秋风惆怅，美人迟暮，魏源叹息一声，重又登舟解缆。艄公扳动橹桨，搅碎了姑苏城苍老的倒影，旧日的繁华有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

几个月以后，魏源病殁于杭州。

就在这之前不久，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海国图志》修缮贴锦进呈，但对于咸丰和他的清王朝来说，一切已经太迟了。

魏源的感觉没有错，不光是苏州，中国东部那些比较纯粹的运河城市都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谓纯粹的运河城市，是就它们对运河的依赖程度而言的，它们当初的繁荣就是运河滋润的结果，它们和运河是瓜儿离不开藤的关系，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把这些运河城市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是很让人伤感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繁荣曾展示了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城市发展的骄傲，而且因为它们在历次战乱后所体现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再生能力。例如扬州，铁血之剑曾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犁为废墟，著名词赋家鲍照的《芜城赋》就是在这里写的，那种“饥鹰砺吻”和“崩榛塞路”之类阴森森的描写让无数后人不寒而栗，芜城也因此成为扬州的代称。可战乱一过，扬州从血泊和瓦砾中站起来，轻描淡写地理一理衣衫，将息好身上的创伤，照样平头整脸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段时间以后，便又出落得丰容盛鬋，仪态万方了。扬州的故事属于大运河的历史范畴而不属于权力争逐的历史范畴，决定他命运的是大运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残暴的将领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扬州那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就如同饥寒交迫和风尘垢面不能阻止贫家少女出落得饱满鲜活一样。这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它依傍着大运河，有艨艟连翩的漕运大观作为它生命的背景，从那里，它获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被冷落在一边，它生命中一个漫长的冬季降临了。

同治初年，随着太平军和捻军的相继失败，清廷内又发出了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当初改制只是在太平军兵锋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同治初年已经不是咸丰初年，更不是道光初年，虽然当皇帝的还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但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各方诸侯已纷纷坐大，并分享了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正项漕粮以外的浮收部分，称之为漕折。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源。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各方诸侯的反对，这中间以曾国藩风头最劲。清王朝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大打折扣，现在他们不得不看地方军阀的脸色了，既然各方老总们的脸色不好，那就只能不了了之。

北京的舞台开始式微，上海那边的好戏却迫不及待地开场了。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这在当时并算不上一件大事。但如果联系到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情，你就会隐隐感觉到这至少不是一件小事。同治十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终结性和开创性的大事。年初，曾国藩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位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的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仿佛为了印证这种论断，这期间，由恭亲王奕领衔修撰的《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二卷和《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相继告成，那一幕让清王朝不堪回首的历史将从此被封存在厚厚的典籍之中，但愿不要被重新提起。不久，容闳率领三十名留学生踏上了开往美利坚的海轮，这是中国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拖着长辫子的青年才俊中，有一个叫詹天佑的，后来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再接着，就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起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又陆续收买了几艘外国洋行的旧船。尽管貌不惊人，也不那么张扬了，但黄浦江上喧闹的汽笛声中，毕竟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大声音立即改变了航运界的竞争格局，过去一直是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怡和几家公司之间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全都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要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么怯场，凭借着清政府给予的漕运专利及回空免税的优惠政策，在竞争中反倒渐渐地显山显水，羽翼丰满起来。而且，从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后来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盛宣怀。在早期中国的洋务实业中，轮船招商局无疑是办得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轰鸣声背后，则是大运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大运河在冷落中流过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它目睹了那几十年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见识了一些崭新事物在它的身边次第崛起。如果说招商局海运的汽笛声离它还相当遥远，那么，另一个更大的声音却离它越来越近了——那是火车的轰鸣。

光绪二十七年，是中国传统的辛丑年，也是公元二十世纪的第一年。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从西安回来了，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的，走的时候蓬头垢面，仓皇辞庙，一路经河北、山西再到关中，惶惶如丧家之犬，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去年经过的那些伤心之地老太婆这次不想再走了，回銮走的是南路，浩大的皇家车队沿着黄河南岸的古驿道进入中州大地，然后再折向北行。銮驾到达保定时，刚刚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给了太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他特地为老佛爷安排了一段火车上的行旅——让太后和皇上乘坐豪华的“龙车”回京。虽然铁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有了好几年，但这个守旧而又虚荣的老太婆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来不肯赏光。现在看来，她似乎有意是为了等待逃亡返京的这一时刻，来完成这个历史性的盛大典礼。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跪满了花花绿绿的顶戴花翎，西洋乐队呜里呜拉地奏起了进行曲。这一对母子君臣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都想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揣测；我们只知道，銮驾回京不久，清廷就发出了一道谕旨：裁撤东河总督，自本年始，各省河运一律改征折色。至此，延续了二千四百五十余年，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漕运制度，终于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久，朝廷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废除科举。于是，大运河上最后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消失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一个书生背着行囊全程考察了大运河。在很多时候，我就这样站在古运河边，而且大致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眼前的衰飒气象和古运河有某种相通之处吧。是的，我得承认，这当儿看大运河最能看出情调，因为目下的运河(主要是北段)已不再属于诗人笔下的艳词丽句，很有些没落的了。

大运河是衰落了，又恰逢枯水季节，便愈见出衰飒中的戚容。所谓浩荡和明丽自然都说不上，那浅浅窄窄的一脉，自然也失去了往日流畅的叙事风格。水边结着薄冰，是脆弱的苍白，有的地方呈现出类似于石砚上“眼”的那种花纹。水很小，又不时被沙渚割据开来，便有些袅娜的意味。但两岸的河堤却很雄硕，器宇轩昂有如仪仗一般，虽显得有点过分隆重，却以其萧索的河床证明着当初的浩阔。河滩上长满了说不出名字的蒿草，一蓬一蓬的，一直铺展到与薄冰的交接处。还有几棵孤零零的柳树，都有了些年头，很难令人怀想那柳丝拂地的轻盈和春风快意。夕阳的余辉从那树梢上散漫过来，带着温存的伤感，抚摸着古运河边的一切。它渲染出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宁，也使得那表情呆滞的河水有了片刻的瑰丽。

火车的汽笛声就是这时候传来的。

那几乎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于是我看到，就在不远处的旷野上，那庞然大物正呼啸而过。它张狂、傲慢、旁若无人，那斩钉截铁的金属撞击声仿佛来自地层的深处。我这才意识到，铁路和大运河其实是平行地向前延伸的，在我这一路上，它一直若即若离地跟着我，有时它贴近过来，近得几乎能感到它那灼人的鼻息；有时又冷着面孔扬长而去，一甩手跑得无影无踪。现在，它又过来了——这次是在山东的德州。

翻开地图，看一看铁路和大运河结伴同行的轨迹，是很可以看出点意思来的。

无论是从北京向南还是从杭州向北，它们起初都是一起上路的，那两根并行不悖的线条也曾维持了好长一段。但铁路其实一直就很不安分，这种不安分源于它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倨傲不恭，它是新世纪的骄子，它的名字就打着铁与火的烙印，它有自己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为什么要跟着这位老态龙钟的“老祖母”亦步亦趋呢?于是它开始走自己的路。从地图上看，铁路和运河两根线条大致扭结成一个阿拉伯数字的“8”，但头尾又各自拖了一条小辫，那是双方并行的部分，在北端，是从德州到北京；在南端，是从镇江到杭州(其间铁路又经不住上海的诱惑，从苏州向东拐出去一段)。而那个“8”字中间的纽结点则在徐州。如果再看看它们分道扬镳的那几段，我们甚至可以闻到那延伸的铁轨有几分趋炎附势——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傍”——的味道。你看，在镇江，大运河渡江北上，汇入了古邗沟。铁路则驰心旁骛，拂袖西去，因为那里有六朝金粉的古都南京。在德州，大运河汇入卫运河，而后经临清循会通河南下。铁路则独断独行，兀自兜搭上了风光旖旎的泉城济南，而后又想去圣人故里的曲阜观光，因为圣人看不惯它那种新贵的骄矜，只让它擦了个边。大运河和铁路就这样从北京起步，到杭州结束，它们数次牵手又数次分袂，其中的纠葛和龃龉真是一言难尽。这是一次不平等的结伴同行，一次忠厚与倨傲，朴实与轻狂，忍辱负重与趾高气扬的同行。

如果说大运河和长城的对比显示出一种空间性，那么，它和铁路的对比则更多地属于时间。一个是二千四百年，一个是一百年，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当蒸汽机车的烟雾飘散在古运河上时，后者便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这种衰落是如此触目惊心。在从镇江到德州的每一座运河城市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衰落的痕迹，感受到历史老人悠长的叹息。只要看看他们的名字：扬州、高邮、淮安(清江浦)、济宁、聊城(东昌府)、临清，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都会想到在明清以至更早的时代，它们那独特的美学风貌和文化个性。现在，这些城市几乎都在大兴土木，筹建古运河公园和古运河博物馆，不少城市还成立了古运河研究会，这种收拾打点本身就透出一股没落贵族的味道。是的，大运河已成了它们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曾因运河而丰韵鲜活、亮丽照人，成为农耕中国的商务重镇。无论是文人、商人、女人，还是皇帝、官僚、仆役，都曾在这里体味过生命的风神和热力。但衰落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它们好像中了什么巫师的魔法，一觉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灰头土脸、韶华不再，成了不入流的三等都市，只在古运河边留下了几条街巷的名字(例如大市口、皮坊街、瓷器巷之类)，羞羞怯怯地诉说着当年商贾云集的繁华。当然，随之衰落的还有那诗化的生命。而所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在大运河与铁路纽结的那个“8”字中，它们成了被铁路遗弃的一群。

起初，它们并没有怎么把铁路放在眼里，它们认为拥有运河就足够了，犯不着去攀附那轻狂倨傲的异教徒。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当津浦铁路修至山东曲阜时，为了线路的走向问题曾打了一场官司。诉讼的一方是有“天下第一家”之称的孔府，主诉人是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另一方是德国驻青岛的铁路公司。案由是：测量铁路的洋员竟将标杆插到了孔林附近，距西围墙只有五十丈。孔林是圣人寝息之地，岂能容忍那飞扬浮躁的洋玩意?为了这次诉讼，衍圣公曾亲赴山东巡抚衙门打通关节，并咨会清廷的津浦铁路大臣痛陈利害。面对着孔府这样背景很硬的家族，洋人也很知趣，他们同意拔掉孔林前的测量标杆。但孔府方面仍不肯罢休，坚持必须把铁路修在十里以外。这场官司的最后结局是孔府胜出，铁路只得乖乖地改道兖州。在那个时代，这恐怕是极少有的中国人盖了洋人一头的事。但曲阜却从此与铁路失之交臂，小城的衰落也自不待言。

但过了几年情况就不同了。1916年，围绕陇海铁路的东段走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是当时实业界的名流，一方是前清状元张謇，一方是海州耆宿沈云沛。所不同的是，这次双方是为了“争”铁路而“论”理。当时，陇海铁路通至徐州，沈云沛主张向东修至他的老家海州，终点放到大浦港码头。而张謇则主张从徐州向东南，在徐淮一线与大运河并驾齐驱，终点是他的老家南通。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总是以“尽瘁桑梓”为标榜的，但在涉及这个敏感话题时，两位老先生都摆出了一副高姿态。请看张謇在《为陇海线致张、解二君函》中的一段话：

南通者，中国之南通；海州者，中国之海州，非一省、一县、一人之所得私也。

话说得很冠冕堂皇，但也仅仅是冠冕堂皇而已。到了民国初年那个时候，铁路已成了有识之士眼中的“香饽饽”，谁不想往自己怀里搂呢?

最后沈云沛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在陇海铁路东端，一个叫老窑的小渔村开始在中国地图上显露头角。但老窑这个名字太土气，当时的报刊上称之为“陇海铁路终端海港”，这大概是中国地图上字数最多的地名了。又过了十七年，当这个因铁路而崛起的城市正式命名为“连云港”时，作为运河中枢的淮阴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

从孔圣后裔到实业巨子，他们一个个都在铁路面前奔走呼号，无论是驱逐还是延揽，也无论是争讼还是争论，那声音中的感情强度几乎是同等的。而大运河却被冷落在一边。历史的脚步势利地踩过它衰老的脊梁。时间，在名流显贵们的慷慨激昂和宏论滔滔中颤栗，抖落下梦的羽毛和语言的碎片。它成了孤独的守望者，默默地流淌，默默地苍老。

火车驶过来了，打破了运河沿线牧歌式的宁静，它喷吐的蒸气超过了所有农家屋顶上炊烟的总和，那地动山摇的喘息中隐含着一股不由分说的霸悍之气。它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也是一阙关于钢铁与火的宣言。在它突兀的路基两侧，水车在干旱的土地上唱着古老的歌谣。女人的头巾掩映在庄稼地里，仿佛盛开的野百合花。农夫们赶着毛驴优哉游哉地走过村路，他们目送这钢铁的怪物轰然远去，目光中满是迷惘。偶尔，他们会看到司炉打开炉门加煤，火焰在炉膛里舞蹈一般跳跃着，正是那被驯服的火，化作了奔跑的力量，如同高扬的帆驯服了风，化成航船前进的力量一样。有时候，他们为了验证那怪物的力量，会在铁轨上放一枚铜钱——同治通宝或光绪通宝，火车过后，那铜钱被碾成了纸一样的薄片，淡化了原先的字迹和花纹。他们把那薄片钉在农具的把手上，成为一种装饰。若干年以后，农具的主人已经逝去，他的后辈还会从那铜饰上辨认出“同治”或“光绪”的字样。但他们赶着毛驴经过铁路边时，目光已不再迷惘，毛驴上驮着土地上收获的棉花、蓖麻、烟草或女人的手工艺品，在前面的小镇上，它们也将被装上火车，送到更遥远的地方。火车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但大运河流程中的大多数地段是没有铁路的，在苏北和山东的广大腹地，火车的声音，大运河实际上只是感觉到的，这种感觉中浸透了无可奈何的失落和孤寂。世道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运河上的航船——特别是远方来的大船——越来越少了。于是码头上日见清冷，市镇亦日见萧条，连扬州那样风光的所在也有如弃妇一般形销骨立，在古运河边默默地顾影自怜。大运河渐渐失去了它的商业功用，更多地回复到农业社会的原始形态。农夫们在运河里捞取淤泥，但那不是为了疏浚河道，而是为了用于肥田，那些沉淀了千古繁华的淤泥覆盖在庄稼地里，催生出一茬又一茬的小麦、油菜和玉米。每年的早春季节，古运河上繁忙的罱泥船成了里下河一带最富于风情意义的景观。在余下的那些季节里，运河上最繁忙的是打鱼船。大一点的船用鱼鹰，鱼鹰栖在船舷上，神采奕奕地注视着水面，打鱼人的竹篙一挥，鱼鹰就跃进水里，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说不定就叼上来一条活蹦乱跳的鳜鱼或鲵斑。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金属的箍，奖给它一条小鱼，鱼鹰就兴高采烈地又跃进水里去了。小点的船，一家两口，婆娘在船头上敲击船板，声音清脆而空旷，那是为了把水底的鱼惊动起来。汉子在船尾慢条斯理地用扳罾作业，板罾起上来，十有**总是空的，即使有货，也只是鳑鮍一类的小角色。那夫妇脸上毫无表情，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小船不紧不慢地一路响过去，古运河上越发清冷了……

大运河老了，一个衰老的生命总是喜欢选择沉默的。

它或者就这样老去，直至死亡，像世界上绝大多数中世纪的伟大建构那样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成为后人永远的追忆与凭吊；或者在冷落中等待——等待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崭新时代，那个时代不仅会给大运河带来新生，也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史无前例的腾飞。

那么就等待吧，对于一个经历了二千四百多年的伟大生命来说，这次的等待大概不会太久的。

又一个黄昏莅临了，木叶萧萧，衰飒如诉，古运河上弥漫着美丽的伤感。帆影从远方驶来，一群燕子殷勤地追逐着桅杆，几千年以前它们就是这样追逐的，从江南追逐到蓟北，又从蓟北追逐到江南。夕阳的余辉下，你渐渐看清了航船的每个细部：油亮发黑的船板，被磨出了金属般质感的舵柄，高大的帆篷上缀满了补丁，有如一位浪迹天涯的独行客，破旧的衣衫上扑满了秋风。在这条古老的航道上，它驶过了数千年的神话和传奇，哲学和史诗，现在它又无怨无悔地向你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