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学者

曾经请教过好几位专家和学者：“从纯专业的角度看，当今中国，谁对昆曲最有发言权？”

异口同声，非常明确：吴新雷。Www.Pinwenba.Com 吧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谢柏梁说：“没有人比吴先生更了解昆曲了。”《中国昆剧大辞典》

1991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俞为民教授拍摄《戏曲百花园中的幽兰——昆曲》，聘请吴新雷为顾问。吴新雷、俞为民、顾聆森三人到昆山拍摄实地资料。其间，顾聆森提出，要吴新雷主编一本《中国昆剧大辞典》。吴新雷一听，就如惯常那样一笑，没答应。他清楚，这样的“工程”不仅面广量大，而且没人没钱没出版社，要做起来，太难了！

偏偏顾聆森和俞为民却一再激励，把吴新雷放在炉子上“烤”：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昆曲出辞典已经是势在必然了，你不带头谁还敢做？

到后来，吴新雷拗不过，同意了。

于是，三位“夫子”握手为盟，决定编撰一本《中国昆剧大辞典》。

为此，吴新雷去找南京大学出版社，说了这个打算。

出版社说，可以考虑，但是要看质量。

这是个中性的表态，可进可退怎么都可以的表态。

吴新雷说，能不能先给一点经费？

没没没！

吴新雷又动脑筋，想通过社科院渠道申请经费，结果是：上面下达的“指导性”名单中，根本就没有昆曲的影子！

又想通过文化系统申报，回答是：僧多粥少，自身难保……

如今，这些申报表还存放在吴新雷的案头，每每见到，不免伤感。

骑虎难下。退也没处退，因为已经约了好多人了，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逼上梁山，硬着头皮做。编撰中要牵涉一百多人，最难的是演员，要提供许多资料照片啊。好在吴新雷1956年开始就跟他们打交道了，所以还都给他面子，要的资料都尽可能提供。

这一下就耗费了六年工夫！

1997年，书稿差不多就完成了。

交给出版社，说要看看质量。

一“看”就是整整四年。

这四年，吴新雷不抛弃不放弃，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进一步加工补充。

2001年，昆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机会来了，吴新雷赶紧去找出版社。

说，钱的问题没落实……

等啊，又等了一年，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要献礼，要有分量的学术价值过硬的成果拿出来献礼，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这本昆剧大辞典最有价值，最过硬。

这才出版。

整整十年。

三百万字，吴新雷校对了七遍！

这样一本煌煌巨著，没有“帽子”，就是说，没有挂上一串官员的名字……

以“民间”之力、之心，编撰一本三百多万字的“大辞典”，这在中国，恐怕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花边故事”——

台湾学者在官方资金支撑下，从1992年开始，前后十年，编了一本《昆曲辞典》。听说大陆的《中国昆剧大辞典》5月出版，就提前召开《昆曲辞典》的新闻发布会。

台湾的稿费是千字十美元，在当时，相当于八十多元人民币，而《中国昆剧大辞典》的稿费是千字三十元。

匡亚明曾是惟一的听众

吴新雷老师还曾经为匡亚明校长唱过昆曲——

那是1975年，“文革”接近尾声，“下放”在中文系“劳动改造”的匡亚明虽然还没有“解放”，但已经比较自由了，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他和中文系的老师都熟悉了。

一天他问吴新雷，你是做什么学问的啊？

吴新雷说，我研究戏曲，主要是昆曲。

匡亚明一听眼睛就亮了，啊呀！我怎么不知道啊。早在苏州第一师范读书时，我就听吴梅讲演了；20年代在苏州乐益中学做语文老师的时候，适逢传习所的艺人登台，我看了好几次呢。

吴老师一听，恍然大悟：乐益中学是昆曲的“大本营”啊！校长张翼牖酷爱昆曲，特请曲师为子女拍曲，张家四姐妹不仅都是著名的曲友，而且不遗余力，毕生为昆曲事业奔走……

既然这样，匡亚明校长喜欢昆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张其昀院长倡办“中华昆曲研究所”，举办昆曲欣赏晚会，1980年更召集各大专院校昆曲社团，参与台北市戏剧节。

而大陆的大学校长匡亚明，不仅没有也不敢举办类似活动，就连他喜欢昆曲的事，全校也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是大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政治的原因，往往喜欢的却不敢说，必要时还会“口诛笔伐”。革命先驱瞿秋白，为了宣传“普罗文学”，就曾经发表名为《乱弹》的文章，将昆曲批判得一文不值，而偏偏瞿秋白是非常喜欢和懂得昆曲的！所以，南京大学竟然无一人知道校长匡亚明钟情昆曲，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昆曲是“封资修”的东西，校长是不会公开自己爱好的啊。

可是现在，因为昆曲，校长和老师有了共同语言。

忽一日，匡亚明悄声问，你会不会唱（昆曲）啊？

老师说，会几句。

能不能唱我听听？

“匡校长要我唱，哪能不唱？不过，只能悄悄地唱，不敢大声，怕别人知道了会找麻烦。”

就小声地唱吧。有时候，还到匡亚明家里去唱给他听。

美丽的声音，久别重逢，还在落难之中的校长露出也许是“文革”以来最早也最灿烂的笑容，那种怡然凝神的情状，至今深深刻印在吴新雷老师的记忆中。

校长就像“农民工”

吴老师还曾想办法去弄上海华文漪、岳美缇、梁谷音的录音磁带给匡校长听。

校长很感激，可是听录音毕竟不如当面听唱的感觉好啊。

过了一阵子，或许把校长潜藏的昆曲基因激发出来了，或许是觉得光是“干唱”缺少滋味，匡校长就问吴新雷：你认不认识会吹笛子的？

吴老师说，有一个人，我去说说看。

吴老师就找到了高慰伯，他们早就认识，还是好朋友。他对高慰伯说，有一个人，特别想听昆曲，我带他过来，我唱，你吹，好不好？

那时在省戏校工作的高慰伯还没有退休，戏校因为放假，他一个人住在集体宿舍，也没什么事情，何况，他对吴老师很尊敬的，听这么说，当下就答应了。

这天，有两个人从鼓楼站上了一辆公交车，其中一人还抱了个硕大的有一二十斤重的老式录音机。如果不是戴了宽边眼镜，差不多就像个农民工了，谁还会把他和赫赫有名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联系在一起呢！

吴老师说，校长带录音机，是为了回家后，随时都可以听。

没有人让座，更不会有人帮忙，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到了草场门，他们缓步下车，然后去了高慰伯的住处。

《玉簪记·琴挑［朝元歌］》，唱得悠扬婉转，吹得荡气回肠……

听了几回，校长又不满足了，因为吴新雷唱小生，有“生”没“旦”，总是缺憾。吴老师想到了他大学同学的夫人朱继云——她在戏校拍曲，就找个机会去请了，也不说明是谁要听昆曲，只说到一个地方去唱，有个人特别喜欢听昆曲，云云。

又是草场门，又是高慰伯伴奏，这回是司笛有了，生旦齐了，“陈妙常”和“潘必正”都到了，“柳梦梅”和“杜丽娘”成双成对了……

可是他们浑然不知，“主持”这场特殊而又特别的昆曲“曲会”的，却是堂堂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校长对昆曲痴迷到家，热爱到家。1978年省昆剧院恢复后，已经“解放”的匡校长关照，凡有演出就告诉他，只要公务得以脱身，他就一定来看。当然，现在陪他看昆曲的，还是吴新雷老师，以至于昆剧院的人都称他们，一个是“大曲迷”，一个是“小曲迷”。

正是这个“大曲迷”，恢复职务后，为昆曲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当然，就专业而言，“小曲迷”对昆曲的研究和贡献更是业内业外所公认的。

谁对昆曲最有发言权

早在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吴新雷老师就在陈独秀和蔡元培的高足陈中凡教授的指导下，立志于昆剧的研究。

老师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从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那里发现了魏良辅《南词引正》中关于顾阿瑛和顾坚的论述。

吴老师不仅学养深厚，写文章“无一字无来历”，而且为人师表，受到同行普遍的敬重。

所以，白先勇做青春版《牡丹亭》，就特请吴老师去做访谈，请吴老师写文章，因为他再清楚不过：学术界是否认可，吴老师一言九鼎！

曾经请教过好几位专家和学者：“从纯专业的角度看，当今中国，谁对昆曲最有发言权？”

异口同声，答案非常明确：吴新雷。

谢柏梁先生说：“没有人比吴先生更了解昆曲了。”

1963年，我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吴老师上课时那种和蔼可亲声情并茂尤其是整日笑呵呵的风度，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大学毕业后，老师在学界的影响，我时有耳闻，我在昆山的情况，老师也都知道。很少的几次见面，老师在电话里说得非常具体；最近的一次则是几年前在苏州，高马得的昆曲人物画册首发式，那时，长我十岁的老师已经白发闪耀了，而今天我也已经是银丝染霜，可见时光真是毫不留情。

惟有昆曲，却在时光的流逝中青春不老，大美依旧。

2008年6月26日下午三点，约定的时间，在南京大学汉口路的新杂志茶楼门口，我们几乎是同时发现了对方，又同时高高扬起了手——我是根据老师走路的特有姿势辨别出来的：身子前倾，节奏有力，显得特别的精神。

我紧步迎上去，道一句老师好！

想不到老师一开口就大声说：杨主席，你是昆山的大功臣，你的《昆山之路》影响大得不得了！

老师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突兀，一时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顿了下才说，老师，我早退休了……

老师说，好啊好啊，现在喊你杨主席，进了门我就喊你小杨——说时脸上带笑，还是几十年以前那样的笑，带着天真的很灿烂的笑。

巧的是，我们转身上楼时，省昆剧院的院长柯军也到了，他知道我要拜访吴老师，赶过来一起“听听”。他和我一样，对吴老师非常敬重。

大师风范学者品格

1960年暑假，吴老师去北京。当时他二十出头，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南大中文全系只有五个！），傅惜华先生和周贻白先生对他说，路工先生家里有“好东西”，但是秘不示人。还劝他这个“讨人喜欢的”“小青年”：你去试试看看！

他便去探看。像福尔摩斯一样去打探，找到了路工家的住处，去敲门（当时一般人家里都没有电话）。路工对这个“娃娃脸”的不速之客很警觉，问他做什么的，他说研究昆曲的。路工高兴了，说，我也喜欢昆曲，你会不会唱？吴老师知道这是在考他，好在他在陈中凡教授的要求下，已经唱了三年了，有这个底气，当下就唱了《琴挑》小生和《游园》旦角的两个曲子。

路工“高兴得不得了！想不到解放后大学里还有人唱昆曲”！就说，我有昆曲的新材料，你这么喜欢，我给你看！就把他带到书房一只大木桶前，“木桶里面全是书”。路工特别拿出其中一本《真迹日录》，郑重其事地让他看。老师一看，是昆山人张丑辑录的，里面有抄自文征明手写的魏良辅《南词引正》。老师看到其中“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几句，还有顾阿瑛和顾坚建立“昆山腔”等的记载，立刻拍案叫绝！说，只知魏良辅有《曲律》，未闻有《南词引正》，这样，昆山腔的历史不是往前推了二百年了么？！便说，这个材料太重要了，这么好的材料，为什么不拿出去公布？路工说，看来你是个“识货”的人，你在这里抄吧，抄了你拿去发表！

就这样，吴老师在路工的书房里抄了一个半小时——尽管这已经是四十八年前的往事了，但老师说来还是掩饰不住异常的兴奋和激动，眉飞色舞，笑逐颜开。

然而，老师并没有按照路工的要求自己拿去发表（尽管，这是一个成名成家的绝好机会）。在这里，老师表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他考虑的不是自己，他要让他的老师钱南扬先生“恢复名誉”，有个出头之日（钱先生在浙师时被打倒，不得翻身，陈中凡先生好不容易挖过来的，但是还没有“名分”），就把抄录的资料和有关信息给了钱先生，让钱先生发表。钱先生为此“手舞足蹈”，大喜过望！

这样，钱南扬就将这个发现在《戏剧报》公布了。这等于为钱先生恢复了名誉。

一个发现，改变了昆曲的历史，将昆曲的产生年代往前推了两百年。这就如在平静的水面扔了一颗炸弹，立刻在戏剧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黄幡绰是应该纪念的

吴老师做学问是非常严谨的，他亲自抄录了《南词引正》，而后来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和路工后来所写的《访书见闻录》，因为铅字排版等原因，都出了点差错，比如，路工将“惟昆山为正声”错作“惟昆曲为正声”，等等。作为除路工外惟一看过原文的老师，觉得有责任加以校正，于是专门写论文，做了校勘，并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丑所抄乃“文征明真迹”，那么，为什么会有文征明这个“真迹”？老师说，文征明非常喜欢昆曲，可以“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所以他书写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现在，载有《南词引正》的《真迹日录》，已于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路工藏本影印出版。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珍贵的史料。

关于黄幡绰，老师从魏良辅的《南词引正》中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说，到了21世纪，“我的胆子大了，”“黄幡绰还是可以说的。当然也不要说过头，不要说昆曲在唐朝就有了。但是可以追溯到黄幡绰。魏良辅说得很清楚了，是黄幡绰‘所传’。黄幡绰是唐明皇梨园中的‘明星’，大名人，‘安史之乱’以后他跑到民间，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和老百姓一起演出，宋朝就有《吴中纪闻》和《玉峰记》讲到这个事了，是唱傀儡戏，有记载的，老百姓都喜欢……”

我说，是不是可以简单地画一个流传的大致线路——黄幡绰原来是宫廷乐师，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因为战乱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他流落到民间，到了昆山正仪（今属巴城）傀儡湖一带，他和老百姓（下里巴人）结合，雅与俗结合，南曲与北曲结合，渐渐就有了“新声”，再后来，又被文人雅士提炼改造，成为更高更雅的昆山腔——之后又发展提升为昆曲，最后流转又回到了“宫廷”（阳春白雪）……

老师说，可以这么说。黄幡绰最早是在民间开展“文娱活动”，到了元朝末年，顾坚、杨维桢、倪瓒等人在顾阿瑛的玉山草堂，一起研习昆山腔，提高，提升，雅了——

这是昆曲的来龙去脉，昆曲的源头……

就昆曲源头这个专题，想请老师写篇论文。

老师答应了。

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有人称说发现了顾坚的“重大资料”，还说顾坚是昆曲的“鼻祖”。

这则新闻在昆曲界尤其是苏州，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后来老师说，他看到了那个“发现”的消息，但没有看到原始资料，尤其是佐证资料，比如说，有一张图，说是画的顾坚，可是，谁画的？什么年代画的？没有边款，没有印章，怎么就好确定是顾坚呢？

是或不是，都要凭证据说话。

这期间，老师就我约写的文章，不断查阅资料，同时对上面所说的“重大发现”的关键材料一一核对，寻找相关的当事人，比如，日本国立图书馆等，到头来，所有来龙去脉弄清楚，所谓“重大发现”，其实是藏头掐尾的断章取义……

老师在《文学遗产》2012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论文，就玉山雅集对昆山腔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做了详实的论证，同时，对上述所谓“重大发现”也做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发现”无来历，“证据”不靠谱——即便此时，可以说真相已经大白，但老师依然“期待”，只要拿出证据……

此外，还有一个故事——

老师写了《二十世纪昆剧研究》一书，写了，却不全部出版。为什么？涉及到昆曲界的各种乱象啊，写是写了，却不能发，只能留一半尘封在书柜，所以就出版了《二十世纪前半段昆剧研究》，从1900年起到1949年止。

要说，就说真话。

不能如实说，宁可不说。

这就是学者的风格与风骨。

这就是文化人的道德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