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六百年

1921年，在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Www.Pinwenba.Com 品 文 吧

1921年，在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

政治的梦和文化的梦，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者，中国的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而如果没有后者，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可能就灭绝了。悄然出世辉煌二百年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二百年之久。

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傀儡湖、阳澄湖交界的正仪（今属巴城）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

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之一（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此后昆山腔称为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最为辉煌的“盛世”。

这期间，昆曲北上，逐渐取代了北曲。昆曲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昆曲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转大江南北，至于南方闽粤，直达西部边陲。

明万历初，有吴县人朱裳到郴州游幕，连他家的“苍头”都会唱昆曲，冬天下雪，他约了同僚好友，在离郴州不远的万花岩山洞口大唱昆曲。

湖南人在外地做官，也把昆曲带回了家。清同治年间，陈士杰任江苏按察使，回乡时，多次邀请江浙昆曲艺人到家乡桂阳演戏。

在桂阳八个民间宗祠戏台题壁上，发现上演的剧目就有146个，其中不同剧目119个！1974年，临武县香花公社甘溪坪大队的草台上，发现有用化妆粉写的“宣统二年，胜昆文秀班在此连演十六天”的字样。甘溪坪是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昆曲戏班能演十六天，可见昆曲深入民众的程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十七日，山西各地秀才到太原省试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曲子大会”，与会者“几五百人”。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众多秀才汇聚一起唱曲，可见昆曲的影响范围之广。

“东”风西渐，俗登庙堂。一时间，皇帝都上了瘾，康熙五下江南，两次有昆曲供奉，直至迷到“岂可一日少闲”；乾隆六下江南，初次巡幸，“因喜昆曲，回銮日，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昆曲艺人在景山内垣的住处有一百多间，人称“苏州巷”，足见皇帝喜好之深，皇家梨园之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豪门内府、文人雅士，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皆以欣赏昆曲为荣。

随之，一大批职业昆班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苏州一带就有数千“专业”演员。他们大多在专业的戏班，也有在“家班”，多靠演出昆曲为生。这样的戏班、家班，遍布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直至湖南、广西、山西……星罗棋布，面广量大。

演出多，“明星”多，捧场的追星的不计其数，大画家大书法家文征明，对昆曲痴迷，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不沐浴，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是个典型的“昆虫”！

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杨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说是“通国若狂”。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昆曲追捧之热情，丝毫不逊于现在的追星族。

来自歌剧之乡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不仅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殷实富裕，而且亲身感受了昆曲在中国人生活中无可取代的地位——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正是在这样丰厚的土壤中，产生了一大批戏剧作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昆曲剧本。其中，汤显祖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与关汉卿、王实甫等巨擘相比肩的伟大剧作家，而从文学、美学和哲学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说，则与同时期的莎士比亚遥相对应，堪称东西方的双璧。

汤显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成百上千的剧作家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他是千万昆曲迷所呼唤出来的大作家，也是中国封建体制下逼酿出来的愤世嫉俗追求爱情自由和精神释放的叛逆英雄。

昆曲最为兴盛的时候是乾隆年间，仅在苏州就有大小四十七个剧团，每天都有昆曲演出。“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每家每户都会唱“收拾起”“不提防”两句昆曲唱段）。清康熙年间，《长生殿》和《桃花扇》演出时，京城朝野和富商云集的扬州官民争相观看，其轰动效应，绝不亚于当今任何一次明星大腕的演出。《红楼梦》里有多次演剧活动的描写，绝大多数是昆曲。

清人曹去晶于雍正八年（1730年）写的《姑妄言》中说——你道这好儿子不送去念书，反倒送去学戏，是何缘故？但他这昆山地方，十户之中有四五家学戏。以此为永业……就是不学戏的人家，无论男女大小，没有一个不会哼几句，即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是一个道理。故此天下皆称为昆腔。虎丘曲会空前绝后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延续二百年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

一年一度，年年盛会！

中秋月圆，苏州曲会。“倾城阖户”，“靓妆丽服”。家家门户开，户户倾巢出，小巷人如潺潺流水，大街满似潮水奔湍。市民从四面八方汇聚，歌手从大江南北赶来。对此，明代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中有生动详尽的记载——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伎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奚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自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而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无须更多的描述，苏州曲会的壮观场面已经跃然纸上！

“万人云集”。他们都是观众，又都是演员，歌手与曲友，明星与百姓，王公贵族与士农工商，上流君子与三教九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全都是虎丘曲会的参与者；

“万人齐唱”。他们同度一支曲，同唱昆山腔，“动地翻天，雷轰鼎沸”，那气氛，那声势，那秋风浩荡气势磅礴声震寰宇的壮观场面啊！

这几百年前的苏州曲会，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节日，让我们今人无法想象的是，封建时代的民间曲会，竟然能够组织起这样宏伟巨大的场面。

苏州曲会是地道的选秀大赛。因为所有的歌者，都是经过筛选，然后层层过关，逐次减少，再经过半决赛、决赛，最后产生冠军。“状元”登台亮相了，千人石上万众欢呼，生公台下山呼海啸，虎丘的树为之颤抖，剑池的水为之振荡——干将欢呼，莫邪“剑啸”！

接下来，张岱对“人渐散去”的情景有更为绝妙的描述：普罗大众的狂欢让千万人享受了昆曲的饕餮大餐之后，那些名士曲友、士夫眷属意犹未尽，继续“曲会”——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

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夜深人静曲不散，万籁无声胜有声。

如此天籁之音，如此知音“识者”！

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只有明朝闻！

明朝那些事，包括昆曲歌者的超凡脱俗与高雅圣洁，以及全民参与的痴狂程度，我们还了解多少？

那年那月，没有参加过苏州虎丘曲会的歌者是不入主流的，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人瞧不起的。

而一旦在虎丘曲会拿到了“名次”，身价便立刻看涨……

昆曲的盛世，成就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一个堪与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并驾齐驱的戏剧的辉煌。

花雅之争“最高指示”不管用

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还是政治或者经济的演变，或者就是常说的物极必反？昆曲在产生、发展直至辉煌到“万众齐颂”的顶点之后，开始日渐衰微。

前文说到，痴迷昆曲的决不仅仅限于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对它也追捧到痴狂的程度。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见，毕竟昆曲文词虽美却往往艰深难懂，音韵虽雅却节奏缓慢，还有就是往往用典过多，这对于下里巴人来说，的确是个“问题”：欣赏昆曲是必须有钱、有闲还得有文化素养才行的，而他们的文化素养他们的时间都不足以适应昆曲，所以即便不要买票不用花钱，欣赏昆曲依然是奢侈的至少是难得的享受。

这样，地方戏或杂以地方戏特色的其他剧种就趁势而入了。尽管，社会上一度把昆曲称做“雅部”，而将先后进京的地方戏一概轻蔑地统称“花部”，是“乱弹”，但是，“乱弹”的“花部”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雅部”的昆曲进行了顽强的搏斗。它们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观众，而老百姓却越来越喜欢更加通俗甚至带点“黄”色的地方戏。

于是，皇帝不高兴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颁发谕旨：北京只许演出昆、弋（北昆）雅部戏曲，其余花部诸腔一律禁止！

但是，“花部”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不喜欢就自生自灭，它们和“雅部”的昆曲展开了拉锯战：你进我退，你走我来，禁而不止，封而不死，“夹缝中求生存”，一有机会，就长驱直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皇帝八旬“万寿”，宫中派人选调各地戏班进京献演，为皇帝祝寿，不知是忘记了清廷的“谕旨”，还是忽略了曾经的好恶，或者干脆就是普天同庆的恩德，扬州的三庆徽班浩荡进京演出了！

不说一炮而红，但是的确，“三庆”演出非常受欢迎。于是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陆续进京。

“四大徽班”进京，引起了“崇雅禁花”者的强烈不满，他们上奏皇上，于是再一次掀起了对“花部”的声讨和镇压：嘉庆三年（1798年）颁布上谕：“乱弹、梆子、弦索、秦腔,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情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故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专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外，其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严行饬禁；并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本严行查禁。”

如此上谕，有点“格杀勿论”的味道，然而，善于应变的徽班韬光养晦，收拾起徽调而改唱昆曲，所以照样生存活跃于京都街坊市民之中。

朱家溍（1914—2003）先生通过对故宫档案资料的研究，做过如下描述：“同治二年至五年，由升平署批准成立，在北京演唱的戏班共有十七个，其中有八个纯昆腔班、两个昆弋班、两个秦腔班、两个秦腔班（其中包括四喜班）、三个未注明某种腔的班（其中包括三庆班）。各领班人所具甘结都完整存在。说明到同治年间，昆腔班仍占多数。光绪三年，各班领班人所具甘结也都存在。当时北京共有十三个戏班，其中有五个纯昆腔班，比同治年减少一些，但占总数三分之一强。”据此可见，昆腔让位给乱弹的时间，不是乾隆嘉庆年间，也不是道光同治时期，而是很晚的光绪末年。

最终，随着封建皇权的衰落，“上谕”失去原先的作用之后，徽班便重整旗鼓，恢复并发展了自己的优势，直至逐渐取代昆弋腔而成为京城的主流。

在衰落过程中，昆剧的丰富营养却滋养了南北各个剧种，尤其是引发了京剧的形成，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官方欣赏旨趣随之转移，慈禧太后也赶上了京剧这个“时髦”，王公贵族察言观色，一概拥戴京戏。随着岁月的流逝，昆剧由“祖师爷”变成了“小媳妇”，恢弘的皇城几乎没有了昆剧的容身之地。在南方，正宗的南曲仅存苏州一个全福班，这个三十余人的“江湖”班甚至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昆曲辉煌成“梦忆”

国家风雨飘摇，民族存亡未卜，全福班“福”不全，祸难却接二连三。根据桑毓喜先生的记述，民国九年（1920年）初，全福班应邀赴上海新舞台演出，全班上下全力以赴，希冀在大上海能够起死回生，谁知结果却令人心寒，观众寥寥，演了十余场后就草草收场。

之后，全福班为了重整旗鼓，又煞费苦心，召集部分已经离开的名角返回充实阵容，还假借与已经报散十六年、原在上海声望很大的苏州著名昆班大章、大雅“三班联合演出”的名义，于上海天蟾舞台日夜公演，历时五十八天，连演九十场，确也轰动一时。只是很快遭到熟知内情观众的揭底，《申报》刊文说：“所谓三班合演者……欺人语耳……冀可以号召座客而已！”

事实上，这种借尸还魂、虚张声势之举，根本无法挽救气若游丝的昆曲的运数。

翌年6月，在上海业余昆曲家包月秋、杨定甫等参股的鸣盛公司的支持下，全福班与上海“小世界”游乐场签约一年，经济盈亏均由鸣盛公司承担。两个月后，苏州创建了昆剧传习所，全福班的台柱沈月泉等人离班前往执教，骨干力量一走，“小世界”的演出再无精彩可言，加上大多演员年龄偏高，有人又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虽能上场，却往往力不从心，“闭目静听，尚可迁就，若凝神细辨，尊范实不堪承教。生涯之不振，或即因是”。

其间，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扩建竣工，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邀请全福班献艺。当时，在“大世界”的广告栏目中，以头条醒目位置介绍“文全福文班昆戏”，但仅仅在八天以后，广告栏目就被“群芳台”取而代之……

民国十一年（1922年）旧历岁尾，与“小世界”合约期满，全福班悻悻回苏，适逢吴中曲友在长春巷“全浙会馆”会串三天，被邀约充任班底，此后即停止活动，名存实亡。

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全福班的演艺人员又重新聚拢，在“全浙会馆”演出，也许人们已经预感到这样的演出即将谢幕，一个辉煌的昆曲盛世已经日薄西山，甚至行将就木，所以，已入昆剧传习所的沈月泉、沈斌泉等名角也凛然参加。

尽管条件寒酸，凋敝凄惶，但也正因为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场凄然的“绝唱”，所以演出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倪传钺回忆说：“大面尤顺卿穿双破鞋子，连里面穿的破袜子也露出来了。”

就是在这样落拓凄惶的情景中，一个延续百年之久的著名昆曲老班“全福班”宣告解体，寿终正寝了！

想想张岱的文章，那是“梦忆”，那是怀旧，那是作者人生里程中血与泪的凝结，是人生的梦忆，是心灵的梦忆，是悲哀的挽歌啊！

命不该绝如有神助

1911年，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寿终正寝。

十年以后，1921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

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文化。

政治的梦和文化的梦，在同一年出现，是巧合，还是天意？

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者，中国的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而如果没有后者，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可能就灭绝了，也许连进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了！

昆曲的衰微，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原因外，其本身的曲高和寡也是一个不可不说的因素。曲学大师吴梅说：“今之能歌昆曲者，百人中殆不满二三。即此二三人中，真能歌者，且鲜一见也。”（《吴梅戏曲论文集》67页）每况愈下，昆曲的式微仿佛已经是“在劫难逃”。

然而，昆曲命不该绝，昆曲如有神助！

就在昆曲苟延残喘、行将就木的时候，1921年初，“棉花大王”穆藕初等人发起建立了“昆剧保存社”。名曰“保存”，可见其初衷也是出于无奈，至于能否保存以及究竟能保存到什么地步，恐怕发起者也是心里没底的，只是竭尽所能，为昆曲的保存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他们资助并推荐由百代公司灌制了多张唱片，其中有俞粟庐先生手书其唱片曲词、工尺谱，并由穆藕初题字而印成的《度曲一隅》，使得俞粟庐的唱曲声音保存至今。

嗣后，苏州的“补园”主人张紫东也坐不住了。

00苏州园林，乃中国私家园林的典范。每一座园林都有个文化意味十足的名字，如拙政园、沧浪亭等，都是可以品咂玩味的，那么，这个“补园”，又“补”从何来，或者，蕴涵了什么玄机，以至于后来竟然“补”上了昆曲这大美一“景”！？

补园“补”了昆曲

补园乃张履谦先生请吴门书画名家参与修建。文人造园，自是文园结合，园中有文，文在园中，处处都见出曲径通幽、一唱三叹的书卷气。这恰好与昆曲的韵味吻合。在补园，没有文化是感觉不了她的雅致的；没有文化，也就糟蹋了补园。所以主人请了家教，为他的子女“补”上国学课，琴棋书画，唐诗宋词，还有昆曲，专门延请了定居在苏州范庄前义巷的曲家俞粟庐为昆曲老师。于是苏州文人名士，多随之来到补园学曲，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曲学大师的吴梅和昆曲大师俞振飞！

正是在补园的艺术熏陶下，张紫东对昆曲产生了敬畏之心。

作为学养丰富的知识分子，张紫东不仅传统学识渊博，而且对于新文化也很热衷，他的书房里除了《资治通鉴》等古籍外，还有梁启超和鲁迅的书，甚至还订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张紫东是个戏曲迷，年轻时随父进京，晚上常光顾戏院、堂会，看遍了京剧名角的表演，他后来投身昆曲艺术，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辛亥革命后，张紫东回到苏州，成为士绅，同时，也成了著名的曲家。他先后习老生、老外。他后来向全福班艺人沈锡卿、沈月泉、吴义生学身段、台步，悉心钻研，终成气候，被曲友称为“吴中老生第一人”。

迷恋昆曲，却又见昆曲日渐式微，张紫东心里非常焦虑，常和曲友说起，其中就有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的贝晋眉，东吴大学的肄业生徐镜清，他们对昆曲有着同样的爱好和忧虑，于是共同发起，在“禊集”、“道和”曲社的基础上，齐集民间资力，创办一个以培养昆剧演员为宗旨的学堂式科班，定名为“昆剧传习所”。

为了创办传习所，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三人邀约了地方上有名望和热爱昆曲的汪鼎丞、孙咏雩、吴梅、李式安、潘振霄、吴粹伦、徐印若、叶柳村、陈冠三等人，组成十二人的董事会，其中十人各赞助一百元，合资共千元，作为开班的启动资金。

选址在苏州城北的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这里原来是私家花园，历经变更，久已荒芜，时为轮香局善堂，做寄放灵柩之用，所以花费比较小。经过协商，从殡舍中腾出十多间，租赁给传习所作为教室、宿舍和食堂。董事会成员、道和曲社社长汪鼎丞题写了传习所匾额。

穆藕初出资支持

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正式挂牌开班。招收学员的告示贴出后，由于艺人地位不高，报名的很少，所以由熟悉的曲友介绍的居多。规定学员年龄在九至十四岁之间，全福班著名艺人“大先生”沈月泉是主考。

期间，和张紫东等曲家过从甚密的穆藕初，对昆曲的衰颓表现了同样的关注。昆剧传习所成立不久，因为资金拮据等原因面临困境，穆藕初得知，为了昆曲的传承与香火的延续，他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出资支持。

1922年，传习所原计划招收学员三十名，穆藕初接办后，扩招为五十名。规定试学半年，确认有培养前途的，才写“关书”（契约）正式学戏。学三年，演两年，五年满师。

正是这五十名“传”字辈艺人，学会了昆曲四百个折子戏，将大美昆曲的血脉传到了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