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事情十分有趣，清代中叶业已濒于衰亡的昆曲，在解放后的新中国，突然因为《十五贯》这个戏的改编及艺术上的革新，而恢复了生命。Www.Pinwenba.Com 吧这决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救活昆曲这个古老剧种的不是《十五贯》这个戏，而是“推陈出新”的方针。

——郭汉城《十五贯》进京时的指导员

伟人说过，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什么打扮就什么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做过了就成了历史，一天以后就成了历史，而历史却是被人打扮过的，所以往往昨天的事情，今天就给弄走样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十五贯》，在中国昆曲发展的历史上，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这出戏的前因后果，说法却不一样，就在笔者采访期间（2008年），偶然看到一本书上说，作家丁玲在杭州养病期间，“发现”有个戏班在演昆曲，就拉了病友袁牧之看了《长生殿》，之后两人到北京“逢人便造舆论”，云云。

《十五贯》究竟是怎么会到北京演出的？

到底是谁推荐给**主席看的？**看了几次？

周总理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看了？

为什么一出戏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2008年12月23日下午，我寻寻觅觅，找到杭州孝丰路一个非常陈旧的小区，一套非常逼仄的公寓房，底层，前后两进，后面是客堂兼餐厅，前面是主卧兼书房，有些凌乱，却围了三四个人，都是向主人求墨宝的。

钱法成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还是诗词学会、戏曲协会的顾问，尽管是虚衔，他却认真为之，忙得不亦乐乎！就在我采访的时候，就有好几个电话进来，都是什么什么活动要请他参加云云。

等求书的人走了，他才坐下来，慢慢跟我说了《十五贯》进京的过程。

就同一件事，第二天我采访了王世瑶，他是王传凇的儿子，当年演的是娄阿鼠的街坊小邻居。后来他成了浙昆的第二代“娄阿鼠”，就在我采访他的前一天，还在指导排练《十五贯》，这时的“娄阿鼠”，已经是第五代“万”字辈的演员了。

根据他们二人的叙述，并参照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化艺术研究》2008年“增刊”的部分内容，综合整理于后。

昆苏（剧）合演落脚杭州

1949年以前，一般戏班都是以家族、亲属为主。王世瑶的父亲王传凇、母亲张凤云、大姨张艳云、小姨张娴，一起跟他的外公张柏生学唱苏滩戏。这期间，“传”字辈刚出道，在上海大世界演出，彼此联系很多，后来，仙霓社的衣箱被日军炮火烧毁，艺人各奔前程，王传凇参加了“国风社”，他带了张家三姐妹，还介绍周传瑛等传字辈演员参加。因为在上海站不住脚，就到乡下去，“画纸为衣，束草为带”，在太湖沿岸、苏南浙北的农村集市上的草台、茶馆、庙宇、蚕房甚至是桥堍、墙角演出，被称为“叫花班子”、“讨饭班子”。倘若遇上地痞流氓和国民党的残兵“老爷”，还要备受欺凌……

五六搭剩水残山，七八个颓梁乱瓦。

莫道是天籁之音，都付与断井残垣！

据周传瑛回忆，仙霓社解散后，当家大官生赵传珺饥寒交迫猝死街头，打鼓师赵金虎不堪贫病折磨卧轨自尽。

因为苏滩有观众，而他们班子就有苏滩演员，为了生存，从大戏《贩马记》开始，苏、昆就同台演出了。《水浒·活捉》，前面是苏剧，后面是昆剧。这样，“国风社”就改名为“国风苏昆剧团”。

班主朱国梁，是个高中生，有文化有思想，尽管他唱苏滩，但却不惜一切招揽昆曲人才。他的举措惊世骇俗，常人难以企及，正由于他的视野开阔，心胸宽广大气。周传瑛、王传凇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在这里安营扎寨，昆曲的薪火也得以保存，这正是日后《十五贯》的主演班底……

1949年后，“国风”要注册登记，开始是想到苏州的，可是，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登记成功；在此期间，也曾经想到昆山注册，可惜的是，在昆曲故乡同样遭到冷遇。

1952年，辗转到嘉兴演出，适逢地方戏会演，邀请他们参加，他们就赶排了《光荣之家》，说的是抗金英雄的故事，由当家花旦朱世藕主演，和抗美援朝的时局很配合。当时演出条件相当艰苦，大刀、标枪等道具是用纸糊的，衣服是自己裁剪做的。

就是这场演出改变了命运。杭州市文化处的丛先生来看演出，回去就说了这件事。文化处觉得这个剧团很不错，12月初便邀请他们去杭州解放剧场演出。大家商量，杭州是大城市，值得去搏一下，要是杭州能站住脚，就留下。

杭州演出后，反应很好。省文化局将“国风”更名“浙江国风昆苏剧团”，民营公助。因为挂“省”里了，省文化局要求集中学习一个月，地点在“浣纱小学”，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地方，演员们住在一起，肥皂、帽子等生活日用品都有，还发三四毛钱的生活费，衣食无忧，心满意足。大家也就安心扎根在杭州了。

1954年，上海华东戏剧学院招生，请郑传鉴、周传瑛、王传凇等人去教戏，并且开出月薪一百八十元的高工资，这当然好，可是老师一走，剧团就难以为继了，剧团就空了，几位先生念着朱国梁对他们的好，因此舍不得，就没走。

黄源看中《十五贯》

1954年，为了纪念洪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建议“国风”排《长生殿》。张是前清举人，也是周传瑛和“国风”的文化老师。为此，省局拨了五千元。周传瑛等人惊呆了：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大家积极性十分高涨，七天就排了一台《长生殿》，周传瑛饰演唐明皇，张娴演杨贵妃，王传凇演高力士。同一年，浙江省开文代会，成立了戏剧家协会，周传瑛任副主席。

1955年春，田汉到杭州，看了“国风”的戏，向省长沙文汉提出，让他们去北京演出。沙省长答应后，把任务交给了国务院新任命的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黄源从上海到杭州上任，随行的是几车藏书，这在其时当属“另类”。

1954年，黄源就在上海看过“国风”演出的《长生殿》，觉得这是一个“有根底”的剧团，“要帮助它”，没想到第二年到浙江工作了。这年的下半年，上海电影局长张骏祥陪同印度电影代表团到杭州，送走客人后，晚上黄源陪张骏祥看昆剧。“破旧的剧场中，观者寥寥。但我们两人全神贯注地看完了这出戏，骏祥同志舒了一口气，说：‘这戏真激动人心呵！’”

黄源更是有心，当晚就翻阅了有关资料，并且决心改编，第二天就调来《十五贯》的演出本，又从梅兰芳那里借来朱素臣的原著，紧接着就成立了以他为组长，文艺处长、作家郑伯永为副组长，著名越剧导演陈静为剧本整理执笔和执行导演的“三人小组”，小组中还有周传瑛（演况钟）、王传凇（演娄阿鼠）、朱国梁（演过于执）、周传铮（演周忱）、龚祥甫（演熊友兰）和人称“笛王”的李荣圻。

在黄源的主持下，陈静执笔写本子。开始分歧很大，主要是一条线还是两条线，最后决定强调一条主线，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李荣圻和周传铮同时谱曲。排戏没有场地，是借用上海“蔡同德制药厂”在杭州的闲置工厂排的，就是现在西湖边上华侨饭店所在地。生活条件简陋，演员们都打地铺。天晴在室外排戏，天雨在室内排。

二十天写戏，三十天排，也是一个奇迹。

1956年元旦，在杭州人民大会堂（一说是胜利剧院）正式演出，反响很好，可是很快就引发了争论，有说老本子好，有说新编的好。

省文化局就说，白天演老本子，晚上演新本子。

白天晚上轮流演同一出戏的两个版本，有些演员把台词都搞混了念岔了。

后来大家意见比较集中了，还是新编的好。

陆定一说要去北京演出

《十五贯》演出成功，黄源功不可没，陈静的编辑和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亦缺一不可。五十多年以后，拂去历史的政治因素，对本子做这样那样的评介或者批评，都是正常的，但是无论谁，对于演员的精彩而经典的表演，却没有任何异议。

杭州的演出就引起了小小的热潮。先后演出了二十四场。这在浙江是破天荒的。

1956年2月，去上海演出。因为是小剧团，到了上海连名称都改了，加了“实验”两个字，叫做“浙江实验昆苏剧团”。开始连场地都没有，后来在永安公司七楼演出；为了节省开支，自己打扫、管理，电梯演出时开，不演时大家都爬楼梯。

没想到的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上海市领导陈丕显和正在上海视察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看了。魏文伯和陈丕显决定在中苏友谊馆剧场为华东局及上海市区以上干部演出，“公检法”也包场看戏。先后演出了二十五场。

春天在料峭的寒风中涌动了。

陆定一对周传瑛说，北京再会，我在北京等你们。

消息传到浙江，省文化局要求他们赶紧回杭州，准备进京演出。

去北京演出是大事！省文化局请示省政府后决定，将民营的“国风”改为国营的“浙江省昆苏剧团”。同时，将要求进步的周传瑛发展为**预备党员，担任团长，滑稽演员蒋笑笑和王传凇任副团长。剧团准备了《十五贯》和《长生殿》两台大戏，还有一些折子戏。

1956年4月4日启程去北京。

带队的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守川，到了北京不久又要回浙江处理其他工作，省文化局就派钱法成火速赴京，任“指导员”。

文官喜欢，武将亦然

钱法成是嵊州人。嵊州是越剧之乡，也是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和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故乡。钱法成从小喜欢越剧，最早看的昆曲是俞振飞等人从香港回来的汇报演出，“‘传’字辈都参加的”，连续五天五夜，他看得入了迷，在省文化局做人事保卫和党团工作的他，突发奇想，居然就打报告给黄源，要求到民营的“国风”去工作。这是1955年啊！没人理会，因为太不可思议了。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国风”是“国营”的了，再就是，剧团没有一个正式党员，他去了其实就相当于“党代表”了。得到组织批准后，钱法成喜不自禁，立刻打点被头和零用物品，急急忙忙就爬上了火车。

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煌煌都城，好不容易才摸到尚小云剧团，先两天到达的剧团人员就住在这里。

开头演出，还是卖票的，看的人不多；人们不了解昆曲，了解的也以为昆曲早就没有了，想不到北京会有昆曲的演出；加上刚刚举行过话剧汇演，观众有点审美疲劳。只是文艺界很推崇，梅兰芳、欧阳予倩、田汉、白云生、戴不凡等人都来看戏。梅兰芳还买票请朋友看，一场都不拉。田汉还写文章，激赏《十五贯》。

接着，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在广和剧场看了《十五贯》。

林默涵看过觉得很不错，就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推荐。

文官喜欢，武将亦然！

据廖奔博士提供的材料说，罗瑞卿对戏曲早有爱好，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记载：“一九三三年……阴历除夕之夜，刚刚成立一个月的战士剧社在一座古庙里搭起戏台，演出了四幕话剧《庐山之雪》……此剧由罗瑞卿导演……由罗瑞卿演蒋介石、童小鹏演宋美龄、李卓然演德国顾问……军团政委聂荣臻演红军政委，军团长**演红军司令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演红军政治部主任……台上台下群情激奋、热闹异常……《八一南昌起义》是聂荣臻指导编写的，由罗瑞卿导演……《杀上庐山》……仍由罗瑞卿导演。”

有这个“履历”和“情结”，加上演员的精彩表演，罗瑞卿看了演出之后激动不已，立即向**汇报。

**当下决定，去看《十五贯》。

向春风解释春愁

4月16日，文化部通知钱法成，要他到中南海保卫部，商量去怀仁堂演出的事。很认真，也很严肃，要求他必须绝对保证安全，而且要演出水平，不要因为兴奋和紧张，弄出些小失误，破坏了演出效果。

钱法成并不知道演戏给谁看，但他知道至少是中央首长。初次进京的他，头一回挑这么重的担子，的确是捏了一把汗的。只是他也清楚，剧团的人都是“苦出身”，政治思想好，不会出什么事，他郑重地向组织做了保证。

回来后与周传瑛商量，一起开会动员。他没有反反复复念紧箍咒，而是说，中央领导和普通观众一样，也是看戏，我们也要和平时一样演戏，不要激动。为了不致因为要看首长而引起拥挤和骚动，他还做出了一个令全体剧组人员欢欣鼓舞、而在一般人看来是过于大胆的决定：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包括拉幕布的、搬凳子的还有炊事员等等，全都上台谢幕！这样一来，人们反而安定了情绪，再也不担心因为不是主要演员而没有机会和首长见面握手了。

这天晚上，**主席观看了《十五贯》。

我们不知道这时候**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知道，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说到历代历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十分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十五贯》说的不正是“人民”监督政府的事吗？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演职人员时说得十分透彻：“《见都》一场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见他，他官僚主义，不见你；你一击鼓，他就只好出来了。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

这不，共和国成立不久，官僚主义就抬头了，用这出戏来“监督”一下，给官员敲响警钟，可说是“及时雨”了！

“向春风解释春愁”。**显然是看到了《十五贯》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带队的钱法成绝对不可能知道这样的“背景”。他的任务是保证演出成功，谢幕时不要因为激动而忙乱。

的确，4月17日的演出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细节上的失误。

演出结束后，全体剧组人员上台谢幕，因为幕后人员都参加了，所以除了演员外，衣着显得很不整齐，不仅长短参差、颜色不一，甚至还有穿打补丁的衣服的！

在钱法成的记忆里，“**坐在第三排（一说第四排），古铜色的脸，很健康”；“看的过程中很兴奋！谢幕时**和**、彭德怀等中央首长没有上台，站在下面热烈鼓掌，向演员挥手”。

汪世瑜刚进剧团，是跑龙套的小演员，同样很小的王世瑶则是小配角，也是站在边上，不过，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很魁梧”。那样的场面，“很神秘”！

周总理“坐谈”五十分钟

4月19日，在广和剧场演出，场内坐满了买票看戏的观众。灯光暗时，《十五贯》就要演出。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周恩来总理悄然入场了。原来他就在隔壁的北京烤鸭店请客，结束后赶过来看戏。钱法成说，“这边的锣鼓声烤鸭店都可以听得见的”。

演出谢幕后，周总理在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陪同下走上舞台，撩开大幕出现在正在卸装的演员面前。陈守川和大家一起迎上前去，总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演职人员围过来，有的去搬太师椅给总理坐，总理摆摆手，在戏箱上坐了，叫大家也随便坐下，然后就拉家常似的说，我们很需要《十五贯》这样的戏。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

周总理还特别强调：“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改，也要先在内部试改，不要乱改。”

有个叫乔裕茂的，是管服装的，总理笑着和他握手，问长问短，很随和。乔裕茂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就把他从“前清”时蓄起、留了六十多年的辫子和三十多年的山羊胡子刮了！

“坐谈”中，总理得知剧团演出运输费大，税收高，经济很困难，之后他就向中央反映，召集有关部门研究，4月30日，国家主席**就下令，减免全国文化娱乐税，同时，铁道部也宣布，降低剧团布景灯具托运费。

满城争说《十五贯》

4月17日**看戏，19日周总理接见之后，21日，文化部在吉祥戏院召开隆重的表彰奖励大会。

会上，文化部领导传达了**的三点指示——《十五贯》是个好戏；

要奖励；

要向全国推广。文化部奖励了五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算是巨奖了！

表彰大会后，文化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说，《十五贯》“是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特建议全国各戏曲剧团尽可能普遍采用演出”。

据《浙江日报》5月底的报道，仅在浙江省内，就有六十多个剧团移植了《十五贯》，其中杭州越剧团演出就连满了二十五场，观众五万八千人次。全国有数千个剧团移植演出，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多到无法统计。

1956年五一节，国务院和文化部给他们登**观礼台的观礼券竟然有八张之多！

王世瑶说：“这比后来‘样板戏’的待遇还要高！”那份激动是无法形容的。一个不眠之夜后，大清晨他们就从崇文门步行到**，和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一起登上观礼台，在万众欢腾的气氛中，又一次近距离见到了**。

5月2日晚上，**、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董必武、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直机关又一次观看了《十五贯》。

第三次是在紫光阁小舞台，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演出的。政治局开会，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都来了。这回演的是四个折子戏，昆曲《长生殿·小宴》、《渔家乐·相梁刺梁》，苏剧《疯僧扫秦》、《貂婵拜月》。

文武百官看昆曲，满城争说《十五贯》！

从中央机关到公检法，到各行各业，都争取包场看戏，中央还明确指示，要给普通老百姓看《十五贯》的机会，就是要向全社会公开售票。

在北京期间，白发苍苍的戏曲艺术大师和卓越的戏曲教育家、中国戏曲学校校长萧长华，还特地请剧组去交流，之后又派了三个学生，跟着浙江昆苏剧团学戏，跟了整整一年，后来都成了才。

剧组还去清华大学作了演出。这是1949年以后，昆曲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上）

天天演出，差不多一天就要换一个剧场。后来他们移师新建的天桥剧场演出。他们住在二楼的走廊里，中间是假的门框，分成三块：男的二十多人，住一头，大通铺；中间是单身女的；再一头是七对夫妻，每对之间用蚊帐隔开。就这样，条件也比原来好多了。

5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十五贯》的座谈会。首都二百多位文艺界人士参加了会议。钱法成、周传瑛、王传凇等八人出席，国务院派了三辆小车来接他们。他们等了一会，车子没到，就急了，生怕迟到，决定走过去，“急行军”，谁知他们刚走，车子到了，没接到人，只好往回开，车子开过他们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发现。结果，他们还是迟到了，会议因此晚开了半小时。

这次会议由周扬、钱俊瑞、田汉、马师曾主持。从上午九点半开到下午三点半，中午吃的是锅贴，每人一个搪瓷盘，每盘里七八个锅贴。

会议气氛非常热烈，听了发言之后，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

《十五贯》轰动了全国，是有她的历史原因的。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但是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第二天，《人民日报》根据总理讲话的精神，用田汉的一句话做标题，由副刊部的袁鹰执笔，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

5月27日，浙江昆苏剧团结束辉煌的北京之行，离京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宴请了大家。

这次进京演出，赚了十二万元，回来后用二万元在杭州观巷买了一座旧院子，供全团人住下，还有一个会议室，也可以做小的排练场。多年流浪的剧团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南返时，沿途在天津、济南、南京、镇江、苏州演出，然后直达上海——这时中央要求做两件事，一是出国访问演出，再就是要拍电影《十五贯》，征求剧团方面的意见，他们考虑，有些演员年岁已经不小了，拍了电影，可以留下资料，于是就直接奔上海了。

笔者从《洛地文集》中看到了关于这件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周传瑛曾经接到中央文化部的通知，叫他准备出国演出《十五贯》。但是，后来没得出国了。为什么？倒不是“反右派”，而是因为鼎鼎大名的麒麟童周信芳要出国，没有戏，把《十五贯》搬去了。为了保证周信芳出国的成功，不那么大名鼎鼎的周传瑛就没得出国了。作为佐证，作者记录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这时，《十五贯》也被麒麟童搬去了，出国事也“泡汤”了。周传瑛又悄悄地把压在箱底、谁都不知道的、一次也没穿过的那套西装拿出去，悄悄地请人改成中山装。后来，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周传瑛说起这件事，就禁不住自嘲自笑。无论如何，他们拍电影没有错，因为在1949年以前，这些演员长期颠沛折腾，生活非常窘迫，这次去北京，等于一下就从地下到了天上，连轴演出尤其是过度的兴奋，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过多消耗，回浙江后不久，“走”了好几个，演过于执的朱国梁早逝，敲大锣的张四海五十多岁就去世了！黄源和郑伯永、陈静在第二年都被打成右派，郑伯永戴帽下放农村，四十多岁就病逝了。陈静活到“文革”以后，还创作导演了几台好戏，现已过世十多年。黄源享年九十七岁，是那一拨坎坷人物中最长寿的。

《十五贯》不仅国内反响巨大，在苏联和西方世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西德作家龚特尔·魏森堡将《十五贯》翻译成德语，在汉堡演出，受到欢迎，还推广到其他德语国家。《汉诺威新闻报》评论说，“《十五贯》巧妙地告诉我们，做一件正义的事，也需要智慧和毅力。”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下）

《十五贯》进京之前，全国只有浙江昆苏剧团，全团四五十号人，此外，浙江省内还有两个昆曲戏班——宣平昆剧团和永嘉昆剧团，都是小得可怜，生存艰辛，难以为继。北京、上海、江苏和湖南，都没有昆剧团。

1949年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很难有很多人很多精力去关注戏曲，尤其是昆曲。

昆曲被认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是封建腐朽的东西，被视若敝屣。

昆曲过于高雅，阳春白雪，少有人欣赏，更少人问津，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然而，昆曲命不该绝！尽管时代更迭，世事兴替，昆曲人却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自强不息，为雅为文为艺术，苦苦坚守！

昆曲命不该绝！昆曲等到了1949年的新政权，昆曲人自己艰辛努力，昆曲遇到了机遇，昆曲从乡镇到城市，从省市到首都，昆曲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到来了！

1956年10月，江苏省文化局发现中央如此重视的昆曲，在江苏居然没有一个剧团，就赶紧做工作，先指导再指令，当月23日，“将苏州民间职业剧团改建为江苏省苏昆剧团”。

1960年4月，江苏省苏昆剧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下，还叫苏州昆剧团，另一部分去了南京，以省团名，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6月，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韩世昌任院长，白云生等任副院长。建院大会在文化部大厅举行，陈毅出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同与会者合影留念。

1957年冬，湖南嘉禾县举办了湘昆学员训练班。以此为基础，于1960年成立了郴州专区湘昆剧团，现在是湖南昆剧团，地址依然在郴州。

1961年，上海成立了以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学员为主体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后来京、昆分家，成立了上海昆剧团。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昆曲从业人员，就如拆散的零件被聚合到了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机器，可以运转，可以生产了！

昆曲复活了，昆曲有救了！

《十五贯》进京演出，功莫大焉！

《十五贯》进京，演员的高超艺术，昆曲的高雅魅力，加上政治的契合，高层欢迎，艺术需要，百姓领情，这就使《十五贯》在1949年以后的华夏大地产生了轰动和流行的效应。一时间，为文的捧，为武的赞，为官的说，为民的传，《十五贯》几乎渗透到了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传媒非常简单的1950年代，主要靠了政治权力的作用，昆曲的地位和影响迅速形成了1949年后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