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难逃

昆剧老艺术家都已达到高龄，若再不抓好，不能将传统优秀剧目及表演艺术继承下来，将要犯大错误……

——周巍峙（1986年）

都说昆山有“三宝”，昆石、琼花、并蒂莲。Www.Pinwenba.Com 吧其实……昆山真正的宝贝是昆曲。这是谁都抢不走的，昆山要打昆曲的旗号，让国人知道昆曲在故乡昆山多么受到重视。

——俞振飞（1990年）在劫难逃

《十五贯》轰动朝野，《十五贯》救活了昆剧。

救活了，却未必就能活得好，尤其是，未必能活得长久，活得青春。

毋庸讳言，《十五贯》的走红，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它与现实政治需要的契合，正因为着眼的是政治，所以同样因为政治的原因，过不久，昆曲又被冷落，渐趋式微，昆曲演员被打成右派的就有好些个。

只恐西风又惊秋，暗中不觉流年换！

“文革”期间，昆曲一样在劫难逃。

所有的昆剧团也都想“紧跟”形势，浙昆排演了《红灯传》，上昆排演了《琼花》，周总理和叶剑英都加以赞赏，只是“旗手”**不喜欢。

其实**是懂昆曲的。1975年，**抓“整理传统”，为昆剧传统戏录音、拍电影。**点名要计镇华唱《弹词》、《搜山打车》、《酒楼》，最后都拍成电影。

但出于政治需要，**说，“我最讨厌昆曲。昆曲肯定不行！这是无法挽救的……”

张春桥亦步亦趋，扬言“昆曲你想给她生命也不行”！

政治决定一切，昆曲急剧衰落，全国七个昆班大多解散或者撤消。1976年，“文革”结束，昆曲与国民经济一样，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谢稚柳指点蔡正仁上书

上昆被解散后，演员遭到批判和迫害，大多心灰意冷，能改唱样板戏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得俞振飞真传的蔡正仁，也只能把昆曲留在遥远的记忆和偶尔出现的梦境里面。

忽一日，著名画家谢稚柳通过朋友找到蔡正仁说：“你们应该马上恢复昆剧团！”

蔡正仁有点发蒙，“四人帮”刚刚下台，十年浩劫所留下的烙印还远未消褪，怎么也不敢想可以唱昆曲啊！

谢稚柳是个昆曲迷，一直看上昆的演出，十年没有昆曲的日子，让他感到寡淡无趣，现在天亮了，得赶紧把昆曲唱起来啊！他分析了当下的形势，认为恢复昆剧团的时机已经到来……看出蔡正仁心动了，他又继续出点子：最好的办法是你牵个头，给市委主要领导彭冲写信，争取市委批转，市委批转这就有希望了！

1976年12月，蔡正仁和华文漪、顾兆琪等人联名书写的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谢稚柳送到了上海市委领导苏振华、彭冲、王一平的手上——华文漪亲口问**：北昆解散了，您可知道？

主席回答：我不知道。

可是北昆的同志讲，北昆的解散，**说是根据**的指示而解散的。由此可见，**、张春桥下令解散北昆和上海的昆剧团，是背着伟大领袖**干的……他们假借**的名义，歪曲主席的指示，把昆曲扼杀在新生的摇篮里，真是罪恶滔天。

……我们都已是三十过半了，我们这些末代昆曲演员和音乐工作者，有决心也有信心成为社会主义新昆曲的第一代……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增添一朵光彩夺目的兰花。显然，用词造句脱不出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其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却是十分明确的。

上海昆剧团成立

在递信的同时，蔡正仁四方联络，一个一个游说，要把已经作“鸟兽散”的同学和演员找回来。可是谈何容易啊，远离昆曲十年，要嗓子没嗓子，要身段没身段，唱念做打舞，如同陌路人：荒废了年华，荒疏了艺术，那荒唐的岁月啊！

所以要赶紧抓住青春的尾巴，趁着这大好时光，把艺术的青春抢回来啊！

然而，当蔡正仁和顾兆琪找到王芝泉时，惊讶甚至惊愕了：王芝泉已经发福！

那个小巧玲珑精致无比的王芝泉呢？

那个英姿可人的大武旦王芝泉呢？

王芝泉心下明白，就这副模样是登不了台的，上台也是“坍台”，所以她说，只要能回舞台，我一定练到往日的风采！

果然，王芝泉用惊人的毅力苦练成仙：直到2012年采访时，她依然精干玲珑，风采依旧！

回来了，“鸟兽散”又作“龙凤聚”！

回来了，大班二班都是昆班，生旦净末都是演员。

演员是演戏的。

演什么？

同样离不开那个时代，传统戏不能演或者还不敢演，现代戏就很“安全”。这样就想到了《琼花》。

1977年7月13日，现代昆剧《琼花》在徐汇剧场演出，这是“文革”后上海第一场昆曲演出，昆迷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声势颇为热烈。

须知，这时候蔡正仁他们给市委领导的信还没有回音，不说石沉大海，杳如黄鹤，至少还没有任何动静。这样，演出不好说是向高层施压，但一定是传递了信息，也说明昆曲人急迫难耐的心情：我们要回来，我们回来了！

就在他们奔走忙碌的同时，俞振飞的一封亲笔信辗转送到了叶剑英手上。1977年底，叶帅到上海，在锦江饭店观看了《挡马》、《游园惊梦》、《太白醉写》几个传统的折子戏，演出结束后，会见并宴请了全体演员。

一切都在催化、都在推动、都在促成一个目标：恢复并建立上海昆剧团。

1978年元旦，上海第一个昆剧团经过上海市委获得同意，正式挂牌成立。

还有一个小插曲。文件批复是“上海昆曲剧团”，蔡正仁觉得有点别扭，他说，上海有“京剧院”、“越剧院”、“淮剧院”，我们为什么偏偏就多个“曲”字？希望去掉这个“曲”字。文化部门领导觉得有理，却不好做主，答应向上反映，结果，还真就获得同意了！

不过，多年以后蔡正仁说起，似乎有点小小的遗憾，因为有人说，北京就叫“北方昆曲剧院”啊！

其实，名称无关紧要，关键是上海有了昆曲的专业剧团，有了“七梁”“八柱”，有了自大班以来的二班、三班、四班、五班直至六班……

两省一市昆曲工作座谈会

1978年4月，两省一市（江苏、浙江、上海）昆曲工作座谈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现当代昆曲史上，实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文革”期间，江苏省苏昆剧团以江苏省京剧二团的名义存在着，直至1972年恢复原有建制。只是其时放在南京太过显眼，便将之“下放”苏州，以为掩护。“文革”后期，身在苏州的优秀昆曲演员们排演了古装戏《逼上梁山》，这石破天惊之举传到南京，令众多省委领导兴奋不已，明确指示文化部门要有所行为。

1975年前后，戏剧专家、有“剧坛大将”之称的吴石坚来到苏州，名义上是协助剧团进行现代戏创作，实际上是来调查“文革”期间被驱散的昆曲演员的去向下落。探访进行得十分隐秘，吴石坚只向他极信任的几个朋友透了底，说：省领导指示，调查现状，以便将昆曲演员召回南京。闻说此事，散落全省、甚或已然改行的演员们只觉往岁颠沛，浑似一梦，而今梦醒了，他们又可以回南京、回去演昆曲了！

囿于客观情势，吴石坚这个工作一度中断。到底苦心人天不负，陆续两年的努力，吴石坚掌握了大量材料。“文革”一结束，1977年，江苏率先在南京重建了江苏省昆剧院，至于之前带到苏州的建制，则留给当地，即是今天苏州昆剧院的前身。

初返南京，没有院址，便腾出朝天宫正在展出《收租院》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暂用；没有住房，省里便特批建造宿舍楼，每家一套，在当时，这可是了不得的举措！

次年（1978年）的两省一市昆曲座谈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为恢复昆曲艺术、检视昆曲现状、商讨在新形势下昆曲面临与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召开的一次昆剧界、乃至戏剧界的盛会。

这次“座谈会”的会务竟然是省委办公厅，可见其规格和受重视程度。

再——

名曰“两省一市”，实则是个全国性活动，连远在湖南的湘昆也来人参加了。周传瑛、沈传芷、王传凇等二十多位劫后余生的传字辈先生也都悉数到场。

名曰“座谈”，实则还组织了演出，演出地点就在西康路的省委礼堂。“文革”后硕果仅存的老艺术家们悉数登台。据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其时供职于省办公厅的陆军回忆，俞振飞演的《醉写》、王传凇演的《写状》、周传瑛演的《访测》……无不令人叫绝。要知道，那时古装戏的演出还未全面放开。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绵延多年的“禁忌”被打破，被长期视为“靡靡之音”的古装戏重见云天，被批判为“三名三高”的艺术家们重拾旧衣，人因戏立、戏以人传，无不焕发出明灿的光彩。

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昆曲人明确提出了继承与抢救的问题。省昆一批中青年演员，也以若干新学剧目，做了汇报演出。石小梅演出《寄子》时，睹戏伤情，台下一片唏嘘，王传凇说：“骗了我几滴老泪！”画家高马得也说：“那眼泪是为自己流的……”

正是这一次座谈会，开启了“文革”后昆曲振兴的先河，给在探索中困惑忐忑的昆曲人以希望和鼓舞，给在迷茫中观望等待的昆曲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

1981年11月，文化部、中国剧协与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的文化局、剧协分会在苏州举办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全国多个省、市的戏剧工作者一千余人。文化部副部长吴雪、全国剧协副主席张庚、马彦祥,以及俞振飞、陈沂、黄源、匡亚明、郭汉城等参加了纪念活动。

吴雪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向“传”字辈老演员赠送了纪念匾,表彰他们在继承和发展昆曲艺术方面的功绩。

这时，传字辈演员只剩下十六人。劫后重生，悲喜交集。追忆同学少年，风华几度沧桑！

纪念活动中演出了八台戏。刘传蘅剃须演出，周传瑛、姚传芗、郑传鉴等悉数登场。倪传钺演出名剧《交印》，获行家的高度评价：“老将风度，衰而不竭，沉而见壮”，“实不同凡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纪念昆剧传习所创立六十周年，倪传钺寻寻觅觅，找到当年传习所的所在地，并且一一指认，哪是练功房，哪是演出小舞台，哪是食堂、宿舍……而后倾注深情，用中国山水画形式精心绘制了《昆剧传习所旧址图》。笔墨苍劲秀润，布局严谨，设色清雅，虚实相宜，绘出了昆剧传习所的景色概貌。画作右上方题：“昆剧传习所旧址。余曩曾学艺于此。今逢创立六十周年，作此志念。辛酉之秋，古吴倪传钺，时年七十又四。”书法稳健，钤有朱文“倪”、白文“传钺”两印。

胡耀邦总书记批示

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尤其是昆曲，还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上海昆剧团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昆曲全面复苏。

1984年夏，上昆要排《长生殿》，蔡正仁和华文漪还有导演秦锐生，到北京去看有关的电影资料。煌煌都城，找个旅馆都难。问是干什么的，听说是上海昆剧团的，就说没有没有。跑了好多家，就是没房间，实在憋不住了，导演就跟他讲，华文漪、蔡正仁是我们剧团的主要演员，上海人都知道他们两个人。什么蔡正仁、华文漪，我们哪知道？很冷淡。那是什么滋味？后来还是托人，总算有了一个寄身之所。

住下以后，他们去看望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厚生，刘厚生听了长叹一声：真是难为你们了。就说你们回去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下力量，由俞振飞出面，起草一封信，给党中央。

回到上海，昆剧团的党支部书记陶影和蔡正仁、岳美缇、方家骥、陆兼之五个人，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一块讨论，写了三张纸头，两千多字。俞振飞参与讨论，出主意，提建议，稿成后，让岳美缇誊写，俞先生还特地在信后附写两行字：因患白内障，写小字有困难，故嘱学生岳美缇代书，敬希鉴谅。

这封信通过荀慧生的夫人张伟君的帮助，再经习仲勋夫人齐心同志送卓琳，卓琳直呈胡耀邦，耀邦同志11月22日收到，24日即批示文化部——文艺战线很广，问题不少，建议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的理出问题，制定或修改具体政策、措施加以解决……不久，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批准的《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文件下发，“对有些古老的艺术品种（如昆剧），观众面虽然狭小，但具有深厚的艺术传统和较高艺术水平，应予以保留和扶持。”

据此，文化部发出《关于保护和振兴昆剧的通知》，接着又成立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俞振飞担任主任。

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

1986年1月11日至14日，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宣布成立。第一次全委会确定了“昆指委”工作条例。周巍峙总结了建国以来昆曲工作，分析昆剧面临的形势后说：“昆剧老艺术家都已达到高龄，若再不抓好，不能将传统优秀剧目及表演艺术继承下来，将要犯大错误……”

不久，传字辈和马祥麟等十四位老师在苏州昆剧团集中，在文化部艺术局俞琳副局长、戏曲处林毓熙处长等人的组织下，讨论教学计划，周传瑛一番话尤其发人深省——

“六十五年前的今天，就在这一墙之隔的五亩园内，也是为了抢救濒临衰亡的昆曲，我们进了第一所昆剧学校：昆剧传习所……”

4月1日，培训班开学，学员有：上昆蔡正仁、张洵澎、张静娴，北昆洪雪飞、蔡瑶铣，浙昆王奉梅、王世瑶，湘昆张富光、雷子文，江苏昆剧院石小梅、胡锦芳，苏州苏昆剧院陶红珍、尹建民，还有董敏以及上海、江苏戏校昆剧老师等，共计一百零八人，旁听生二十七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了昆曲的骨干力量，不少人是如今的昆曲耆老、国宝级艺术家。可以想见，培训班对昆曲的传承起到了多么难能可贵的作用！

1986年4月至1988年5月，历时两年，“昆指委”举办了四期培训班，抢救昆曲传统剧目一百三十三出，完成老师教学录像剧目七十出。

昆曲前辈们对培训班倾注了全部热情。

期间，周传瑛生病，不肯住院，躺在床上为学员说戏；

沈传锟身患癌症开刀，主动要求将自己的《祝发记·渡江》录像，他穿着白色的住院服，连唱带做，留下了最后的艺术影像；

同样患癌症动过手术的邵传镛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走了，在走之前，一定要将我身上的戏留给你们！”

同样值得尊敬的是周巍峙及其他文化部的领导，还有具体负责培训的钱璎、徐坤荣、顾笃璜等人。1988年5月以后，第一届“昆指委”已经停止活动，但在名誉主任周巍峙的关心支持下，完成了录像带的后期制作，并且为全国六个院团各复制了一套。

我是昆曲“保皇派”

期间，发生了一件昆山文化人至今印象深刻的事——

1983年，昆山恢复亭林园，副县长王道伟负责，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做顾问。

陈从周有时就住在亭林园的翠微阁。他是园林大家，更是昆曲迷。他招收研究生，必须的前提是要会唱昆曲。他曾经写过一篇昆曲与园林的文章，把园林与昆曲的渊源，从美学的角度说得非常透彻。

陈从周心直口快，一次吃饭时，他突然冒出一句：你们昆山不好，不好——

在座的有文化局长，还有县领导，都愣了一下。

陈从周也觉说话突兀了些，但依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说，我们绍兴人连黄酒都不想卖了——绍兴人不卖黄酒，昆山人不唱昆曲，可耻！可耻！

在座的昆山人脸红了。倒是文化局长顾鹤冲找到了解围的办法，他说，我们昆山也有会唱昆曲的，在座的就有——陈从周忙问，有吗？顾鹤冲指指程振旅，说，他会。程振旅说，我稍微会唱几句。陈从周说，你唱给我听。程就清唱了“原来姹紫嫣红……”一段。看到昆山还有唱昆曲的，陈从周非常高兴，他说，我是昆曲的保皇派！我们就是要有昆曲，昆山这个城市，要绿化，要昆曲，不搞昆曲可耻，不搞绿化“死化”！

昆山人受到刺激，昆山人开始行动了。

要么不做，做就一鸣惊人！

昆山曾经申报举办昆剧节

昆山曾经积极准备和申报昆剧节。

这是一个被忽略和遗忘了的故事。

蔡正仁多次对笔者说：（你们）怎么也不能忘记吴克铨！

吴克铨是拙作《昆山之路》的主角，写《大美昆曲》，并没有采访他。想不到他和昆曲也有一段情缘。

2011年8月15日下午，在昆山前进路279号三楼昆山开发区研究会，昆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夏梁鑫，就昆山申报“中国昆剧节”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陈述。

1990年11月10日，昆山市委书记吴克铨和副市长夏良鑫到南京，在大行宫人民剧场看上海昆剧团蔡正仁的《长生殿》。

第二天，他们请俞振飞、李蔷华夫妇及上昆团长蔡正仁吃饭，省委副秘书长朱通华也参加了，地点是丁山宾馆。

就在这次见面时，谈起昆曲“回娘家”的事。俞振飞等人都说，讲昆山有“三宝”：昆石、琼花、并蒂莲。其实真正属于昆山的只有昆石，就那么小的一个山包，早就不能开采了，昆山真正的宝贝是昆曲。这是谁都抢不走的，昆山要打昆曲的旗号，让国人知道昆曲在故乡昆山多么受到重视。

1991年2月9日，上海昆剧团与昆山签订了“友好攀亲合作关系”，文本上说——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昆山人民对“上昆”怀有特殊的感情，要求上昆能经常到昆山演出，并通过辅导活动，让昆曲在昆山得到普及……振兴昆曲，振兴昆山。

一、 每年或定期举办昆曲回娘家活动。

二、 上昆重点对“小小昆曲班”进行培训辅导；在党政机关团体、昆曲研究会和昆曲业余票社中开展教唱活动，并逐步扩大到中小学和基础条件好的厂矿与城镇，使昆曲成为昆山群众性的主要业余戏剧活动之一。

……

由昆山市、上昆共同努力，争取1992年9、10月在昆山举办首届中国昆剧节……文本中还提到，昆山与上昆联合成立“上海昆山振兴昆剧促进会”，上昆每年到昆山普及和演出，由昆山提供车旅食宿，昆山每年资助上昆人民币三到五万元。

当时，“昆山之路”刚刚起步，经济很拮据，实际每年支付二万元，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蔡正仁很知足，说，（昆曲）“总算找到知音了！”

这件事，当时舆论造得很大。上海新闻媒体很敏感，以兴奋的笔调连续报道。《上海昆剧团昆山攀亲》（《解放日报》1991年2月10日）、《昆曲认亲》（《新民晚报》2月18日）、《生命之树常青》（2月16日《新民晚报》）、《副市长为何手舞足蹈》（2月13日《新民晚报》）——后一篇是写的夏梁鑫：不是说要学昆曲吗？副市长也学唱了，所以叫“手舞足蹈”……

接下来，重头活动是举办昆剧节。

为办昆剧节，建设大戏院

1991年2月23日，昆山市委副书记李全林、宣传部长陈伯荣、副市长徐崇嘉、办公室主任钱解德等人参加的十五人会议纪要说，“与会同志就‘昆剧节’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工作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初步意见”，同时成立了以市长周振华为主任的领导班子。

接着，积极筹备和实施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昆山大戏院。昆剧要演出，尤其是要争取办中国昆剧节，现有的剧场不适应，只有总工会的电影院和人民路上的“人民剧场”。蔡正仁说拿不出手，也施展不开。

政府专题研究，决定建大戏院。

吴克铨带着蔡正仁到城东一片农田看，说，就在这里建个大戏院，你看怎么样？

蔡正仁看了很诧异，也难以想象：这怎么可能？！

没到两年，大戏院建成了！这在当时的沪宁一线，是非常神气的。芭蕾舞剧团来演出，说，他们在别处，因为剧场小，不得不减少小天鹅数目，一直减，就在你们昆山大戏院，一个不少，完整版演出。

再一个是昆曲博物馆。蔡正仁提议并请俞振飞题了字。当时没有钱，据说花了一百八十万元，在那时算是天文数字了！这也说明昆山当时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对昆曲价值的认知。

文化部“同意”举办昆剧节

前面两件事，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举办昆剧艺术节。可昆山是县级市，怎么好举办“中国”昆剧节？

蔡正仁说，你们写，写好了我来送文化部！就这么，昆山政府出面写了报告，要求举办中国首届昆剧节。

事情发展比原来想象的要快。蔡正仁直飞北京，报告送交文化部，接着，昆山市委副书记沈明德和夏良鑫又到北京去活动，找关系，直接跑到文化部，找到艺术局局长曲润海。

文化部很积极，很给力，因为不多时候，批文就下发了。

就如“昆山之路”开发区打破常规办事一样，县级市昆山报告直送文化部，文化部也直接发文给昆山市政府！

昆山拿到了一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大印的文件——文化部文艺函［1991］812号文件，题目是：关于同意举办“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的复函。时间是1991年4月29日——

昆山接文后，十分欣喜，马上开始筹备，同年11月30日，名为《关于筹办“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的情况汇报》的文件，直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这份“昆政发［1991］154号”文件说，“硬件”和“软件”同时准备，硬件方面：（1） 投资八百万元，建造“昆山大戏院”。（2） 投资近千万元，建造昆山电视台，确保昆剧节实况转播。（3） 投资一千五百万元建造一座较高标准的宾馆……

一份具体筹办昆剧节的资料上写明，“主办”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昆山市人民政府，“协办”单位是江苏省文化厅、苏州市文化局、各昆剧院团。

昆剧节的时间定在1992年底至1993年上半年。对相关事项都有详细的设想和规划，甚至已经考虑到了征集名家字画、昆剧节主题歌、会标等等。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是非常超前的。

“昆山之路”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快三秒”：从思维到行动，都比别人先一步，早一天，快三秒！

昆剧节没有办成

非常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昆山举办首届昆剧节的宏大计划没有实现。

所谓“种种原因”，除了经济实力、硬件设施跟不上或来不及建造外，还有就是主要领导、有关领导多有变动——

书记吴克铨调苏州人大、市长周振华去省乡镇企业局、副市长夏梁鑫去苏北挂职……

计划没有变化快啊！中国的国情，谁都可以想见，谁都莫可奈何！

昆剧节没办成，昆山并没有放手，昆山依然对昆曲一往情深，积极承办了昆剧传习所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正由于昆山一个县级市能有这样的积极性，并且大胆提出了办节的构想，对于文化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必然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之后专家们连续叫了八年，争取了八年，终于在2000年办成了中国首届昆剧艺术节——这和昆山领导们曾经的努力，是不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