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

钱多了，文化少了，昆曲的处境反而更加严峻了。Www.Pinwenba.Com 吧

有一个荒谬吊诡的现象，就是对昆曲投入越大，越是“大制作”，反而对昆曲危害越大。

——古兆申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二百场

白先勇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的最恰当的人。

青春版《牡丹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004年4月29日至2013年6月，青春版《牡丹亭》已经在国内外演出二百三十多场，观众达六十多万人次，其中，年轻人占到60%，而第一次看昆曲的占30%以上。

在四川大学的一次演出，观众多达七千人。

在近代昆曲演出史上，这无疑是一个空前的奇迹。

2007年5月，文化部在北京主办了青春版《牡丹亭》的第一百场演出，文化部艺术司为此专门著文说——青春版《牡丹亭》是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的优秀剧目；

在保持昆剧艺术典雅写意、精美细致表演风格的同时，将传统艺术风貌与当代观众审美诉求相调适，宣扬了东方审美的人文性，使古老的昆曲艺术焕发了时代的青春……同时，白先勇、王蒙、刘川生（北师大党委书记）、侯自新（南开大学教授、原校长）、苏志武（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高福民（苏州文广局长）、黄树森（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叶长海（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朱栋霖（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秦（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淑香（台湾大学中文系）、刘尚俭（香港宝业集团主席）、陈怡蓁（台湾趋势科技文化长）、余志明（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主席）、何鸿毅（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会主席），以及青春版《牡丹亭》主创人员汪世瑜、张继青、翁国生、周友良、蔡少华等人，都撰写了文章。

该说该写的都有了。

这里要说的是“题外话”，即：这出戏是怎么来的。

谜团可以不解

决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成功的，她有一个酝酿和逐渐成熟的过程，还有诸多方面的机缘组合，说白了，就是在中国思想解放、经济复兴的大背景下，白先勇、古兆申等文化人不断探索和思考的过程。

2008年11月20日下午3时，古兆申先生如约来到香港都会海逸酒店茶楼。

古兆申，广东高州人，生于1946年，中等个，一副文人气象。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讲师。

香港学术界和大陆的学术界比较而言，似乎更多注重于实而不是名：古兆申仅仅是“讲师”而已，在大陆，讲师是个根本拿不出来的“职称”！甚至一般的人几乎就不知道讲师是怎么回事。至少也得是教授啊，教授前面有个“副”字都觉得不够分量……

香港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氛围。有不同意见，哪怕是“分手”了，也给予对方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只要在总体上对传承和发展昆曲有利，一样力挺，一样尊重，在行动上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

温文儒雅的古兆申，是一个有点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他是2006年中国昆剧艺术节以创新为主旨的节目汇演的反对者之一，可是他却为浙江省昆剧院创编了昆曲《暗箭记》！

分明是从《暗箭记》脱胎而来的《公孙子都》，获得文化部“精品工程”大奖，在相当范围和很大程度上受到肯定，而如今的演出广告上却不见“古兆申”三个字；

2000年，他为浙江京昆艺术剧院改编昆剧《牡丹亭》上下本。后来他邀请白先勇到香港给中学生和大学生讲昆曲，反响热烈，白先勇受到启发，觉得年轻人是有可能喜欢看昆曲的。2004年，白先勇邀请古兆申参加青春版《牡丹亭》制作。后来《牡丹亭》大红大紫，古兆申却仅仅只是个挂名的“顾问”。

另据一个采访对象说，他是因为和白先勇意见相左，所以“离开”了剧组的。

事实怎样呢？

古先生非常明确地说：不是，不是这样的。

但他并没有就这个具体问题展开，他主要说了香港和台湾关于昆曲研究及推广的情况，而正是这个介绍，使我了解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来龙去脉。

人到中年迷上昆曲

1985年，香港文化界一群热心人士得到霍英东基金会的赞助，创办了“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宗旨是推广中华文化。须知在港英时代，政府是不会主动推广中国文化的。香港的文化人自己起来“促进”了。当时香港大学教授姚德怀是该中心理事之一，特别关注戏曲文化。1989年香港市政局新建的文化中心落成，邀请了国内的六大昆班来港演出八场，古兆申和文友如中文大学教授黄继持、梁秉中，雕塑家文楼等看了多场，都十分欣赏，古兆申更到了入迷的程度。古兆申因为和演员们有接触，了解到昆剧那时处境非常困难，便向姚德怀建议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成立一个“昆剧研究及推广小组”。那时文楼是该中心的理事会主席，黄继持、梁秉中等也是理事，“小组”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而成立，展开研究和推广昆剧的工作。

这些人1983年开始看昆曲，当时俞振飞带领上海昆剧团在香港演出，文化界反响很大。但是组织演出者不懂昆曲，不会宣传，上座率不高。古兆申以前就知道昆曲，他的老师姚克是吴梅的学生，也是鲁迅的英文秘书，是一位剧作家、导演，古兆申大学本科的戏曲史就是他教的。姚克退休后去美国了。古兆申在黄继持老师家也听过梅兰芳唱的昆曲《游园惊梦》，“文革”后还看过周传瑛、王传凇的昆剧电影《十五贯》。真正看舞台上的昆剧是1983年上昆来港演出的《牡丹亭》、《十五贯》、《烂柯山》，一看就迷上了，天天看。那时观众不多，但文化界一致叫好！

昆曲，那么美啊！

兴致来了，昆曲却不见了，“后来好久没看到昆曲”。

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给俞振飞颁发荣誉博士学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了俞老的示范讲座，古兆申第一次看到昆剧大师素身示范的丰采，为之倾倒。

1989年，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剧院音乐厅落成，举办了一个月的国际演艺精华的演出，包括意大利的歌剧男高音帕瓦罗蒂等等世界顶级的艺术家都请来了，也到中国文化部去问，最能代表中国戏剧艺术的是什么，答案当然是昆曲。

于是中国六大昆剧院团都到香港演出。一周演出十场，精彩绝伦，香港文化界大开眼界。

也在这一次，他们结识了汪世瑜等艺术家，了解到：昆曲虽美，处境却不妙。

一切向钱看比政治挂帅更危险

古兆申有个观点：商品经济时代一切向钱看，对传统艺术的破坏，比政治挂帅的时代更危险。

政治挂帅时代，《十五贯》在反官僚主义中起了文艺教育的作用，以一出戏拯救了昆曲这个濒危的剧种。本来左翼人士是反对昆曲才子佳人的靡靡之音的，昆曲是不可能出头的，因为《十五贯》的教育作用，昆曲反而受到了重视。

到了商品经济时代，钱多了，文化少了，昆曲的处境反而更加严峻了。他们请搞话剧的来为昆剧演出编剧、导演，搞西方音乐的人来为昆剧编唱腔、作背景音乐，舞台演出也完全变了样，结果弄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

有一个荒谬吊诡的现象，就是对昆曲投入越大，越是“大制作”，反而对昆曲危害越大。昆曲已经不是昆曲了。

昆曲小组“推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资深演员开讲座，郑传鉴、姚传芗、汪世瑜、蔡正仁、张继青、王奉梅、计镇华等人都请了。

开了一系列讲座，渐渐有了影响。梁秉中向他的朋友、后来做了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的梁锦松先生私人募捐了二十万元作为“小组”的活动及工作经费。

因为跟浙昆比较熟，当时觉得抢救很重要。当时王奉梅四十多岁了，古兆申觉得她应该趁年轻多学戏，学老一辈艺术家的戏。就出钱，让她学《寻梦》、《离魂》等，学好了，录像，做了一二十个戏。

期间，他跟顾笃璜、徐坤荣认识了，徐从江苏省昆副院长位子上退了，他把苏昆的顾笃璜带到浙昆，一起讨论，希望能为昆曲传字辈的教学和录像筹到一些钱。古兆申就建议“小组”从梁锦松给的二十万元中拿出八万元交给了他们。

白天游公园，晚上看昆曲

同时，“小组”又搞一些和推广昆剧相关的旅游活动——“游江南，看昆曲”。那时香港很难得有昆曲演出，所以就组团到大陆去看。白天参观游览，晚上看昆曲。

1992年冬有了第一个团，到南京看省昆的戏，台湾的一些学者、作家也来参加了。林怀民、蒋勋、樊曼侬、辛意云都参加了。先是只看一个昆曲团，后来再去，同时看两个团，大多数人没有看过昆曲，看了都说好。

当时知道苏州有昆剧团，但是很少接触，觉得比较弱，所以策划游江南。

台湾有个“新象文化基金会”，负责人是樊曼侬女士，该组织较早把世界各地表演艺术精华引到台湾，上海昆剧团是两岸交流后第一个去台湾演出的昆剧团，也是他们引进的。当时他们还不了解其他昆剧院团。徐炎之是与俞振飞同辈的老曲家，在台湾建立了水磨曲社，在他的教学影响下，台大及一些大学成立了曲社。俞振飞早期的笛师许伯遒，许的妹妹许文佩，在台湾有许多学生，焦承允也有一批学生，都有曲社活动，“水磨曲社”现在还在。

有这些曲社的曲友做基本观众，上昆就去演出了。媒体也支持。后来浙昆也去了，郑传鉴、姚传芗也去了。连续演了两三个星期。

开始酝酿《牡丹亭》

古兆申和白先勇是文学上的朋友。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香港很早便改编为粤语话剧，电影导演徐克的夫人施南生曾参与演出。白先勇从小喜欢昆曲，两岸交流后，台湾有昆曲演出，他常常从美国赶回去看。他和樊曼侬也搞过昆曲《游园惊梦》，京剧演员徐露演的。除了樊曼侬，贾馨园小姐也搞大陆昆剧演出，张继青在台北新舞台演《牡丹亭》、《朱买臣休妻》等名剧，就是她邀请的。

台湾观众的昆曲“梦”慢慢完整起来了。

1993年，樊曼侬邀请古兆申策划浙江昆剧团第一次赴台演出，压轴戏是王奉梅主演的《牡丹亭》，这出戏和张继青的版本差不多，但姚传芗老师重排这个戏时又略作了加工。但该剧只搬演了上本，樊曼侬认为，一定要把下本搞出来。第二年，古兆申和樊曼侬到浙昆商量这件事，团长汪世瑜建议请洛地先生编写台本，仍邀请姚传芗老师排。后来因为汪世瑜要兼任小百花越剧团团长，太忙，这件事拖了几年，姚老师也走了。

又过了几年，古兆申和白先勇、汪世瑜，还有“台湾中央大学”洪惟助教授在台北看昆剧，大家重提这事。汪就建议由古兆申或洪惟助来改编。到了后来不知怎样任务就落到古兆申身上，他就编了下本。白先勇很欣赏汪世瑜，就说让汪和王（奉梅）合演。

当时为什么不搞三本？古兆申觉得以现代剧场的演出时间，两本已经破格了。而且那时古兆申同意吴梅先生的看法，就是：戏演到《回生》主题已相当完整，如作者《题词》所说：情之至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后来的青春版《牡丹亭》台本的中本就参考了古兆申的下本。

浙昆演过了上、下本，港台都轰动了，但在大陆却没激起什么反应。浙昆很朴素，不懂宣传。

白先勇认为还有遗憾。就《牡丹亭》原著来说，《回生》是第三十五出，下面还有二十出，即还有三分之一的情节要展现，汤显祖用那么大的心力写后面的戏，一定有他要表达的深意。汪世瑜也认为爱情的神话不能止于两个有情人结为夫妇，还要看他们以后能否长相厮守。汪和白都认为该有第三本，以完成一个超时空、超生死，又能回归现实的爱情神话。

知道了苏州昆剧院

又过了一二年。

贾馨园女士很崇拜顾笃璜老师，她请苏昆去台湾演出，古兆申也去看了。那次王芳和赵文林演《琵琶记》和《荆钗记》的折子戏，还有柳继雁的《满床笏》。古兆申觉得苏昆也有很好的演员。于是后来带团去游江南，就去看了苏昆的戏，也有意组织他们去香港演出。负责接待的是文化局外事科的蔡少华，还开了个座谈会，贾馨园说古兆申偏心浙昆，对苏昆关心不够。古兆申说那是因为了解不多，为昆曲并没有偏心的问题，应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次来访，听说有小演员在周庄演出，天天演。古兆申很感动。这不正是他们十多年前想要做的传承工作吗？那时筹了点钱，想让年轻演员有演出的机会，但浙昆、上昆、省昆没有时间照应这些问题。这次听了这个消息，古兆申很高兴。苏昆也许没有明确的传承计划，或者纯粹是为了旅游事业的兴旺，但是年轻演员有机会演出总是好事。就去看了，这么巧，正是俞玖林、沈丰英演《惊梦》、《寻梦》，古兆申还到后台去看他们，鼓励他们。

回香港后，古兆申建议康文署邀请苏昆来香港演出。因为当时苏昆没几个香港观众熟识的演员，在大剧院演出怕卖座没有保证，便建议在小剧院演出试试。可能就为这，康文署很快答应了。其实香港大会堂的小剧院最适合昆曲演出，演员可以不挂扩音器，保持原声演唱，效果甚佳。当年11月，苏昆在香港演出，很成功，全满，评价很高，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和《信报》前总编沈鉴治都写了文章称赞。

白先勇讲课苏昆演戏

2002年，白先勇到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请他讲自己的作品。古兆申也去了，好多中学生来听，中学课本有白先勇的作品。本来是讲给大学生听的，有好多中学老师带学生来，现场四百多个座位，早坐满了，就请学校开了十三个教室，连线让他们听。因香港的中学语文课本选了白先勇的作品，香港许多人都知道白先勇。

看到这个情景，古兆申产生了一个想法：白先勇小学在香港念的，中学也在香港一个天主教学校念了两年，他会讲广东话，许多香港人都是他的读者，他那么会讲，也喜欢昆曲，请他讲讲昆曲也许会大收宣传之效。

于是就给白先勇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来讲昆曲给学生听。

仿佛等久了就要这句话似的，白先勇说，可以啊，不过要有示范，要唱，还要化装登场，又特别强调：“演员一定要俊男美女！”

这样，古兆申想到了两个人，就打电话给已经任苏昆院长的蔡少华，说，机会来了，请白先勇来香港讲昆剧课，你们剧院可愿意配合？如果周庄的年轻演员能够配合，最好。蔡少华说可以，我去安排。他就派杨晓勇带队，来了四个乐师，一个化装师，五个演员：俞玖林、顾卫英、吕佳几个人，沈丰英身体不好，没有来。

在苏昆，古兆申也看过顾卫英和周雪峰的戏，觉得他们也是很优秀的青年演员，唱念方面尤其突出；但从扮相看，顾显得太成熟，和杜丽娘的形象有一定距离。汪世瑜推荐沈丰英，张继青推荐顾卫英。古兆申又认为：周雪峰唱功好，但嗓音较近官生，且舞台形象有点吃亏，不如俞玖林俊朗。后来白先勇排青春版就选定沈丰英和俞玖林。

古兆申提出白先勇讲四场。白先勇说，有那么多人要听吗？古兆申说我对你这个品牌很有信心。结果讲完四场又补了一场，共讲了五场。

港大一场是在陆佑堂讲的。上世纪50年代初俞振飞在这里演过昆曲。白先勇先讲，苏昆的几个人演出，然后再讲。出乎预料，全场满座！五百个座位，大中学生济济一堂。有一千二百个座位的沙田大会堂讲三场。场场爆满，三场加起来有差不多四千观众。第四场是售票的，二十元一张票，一样爆满。

白先勇的讲座，讲题是“昆剧中的男欢女爱”。他说，要让年轻人知道古人是怎么谈情说爱的。跟以前示范不同的，在舞台上的是青春亮丽的年轻演员。底下青年学生的反应就不同了，昆曲很古老，但是跟他们年龄相仿的人也能演出，也能受到这样的追捧，通过年轻演员的演绎，昆曲走进了年轻人的心。演出结束，明信片、感谢信雪片似的飞到苏州……

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舞台上的年轻演员，对吸引青年观众走进这个古老的剧种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决定要做青春版《牡丹亭》

不久，古兆申去台湾看昆曲演出，白先勇也在，汪世瑜也在，又聊起来了。既然中学生也接受昆曲，何不搞个青春版的《牡丹亭》？还提出要汪世瑜和张继青来教。大家都拍手赞成。

后来白先勇到上海，当时谢晋打算把他的小说拍成电影，古兆申说你去上海，何不顺道去苏州看看？就去了。白先勇看到了“青春”，心动了。过了年就约古兆申和汪世瑜到苏州商量，这才定了下来。

原来古兆申也写了第三本，白先生觉得太文人化了，古兆申删掉了和江湖大盗李全相关的喜剧性内容，可能青年人看了会觉得不够热闹。白先勇希望更多文化界人参与，于是就邀请了台湾几个知名的学者参加编剧，古兆申的本子就供他们参考。他们编好了文学本，古兆申和汪世瑜再修改成舞台本。文本和台本有一定差别，其中中本、下本都差别比较大。

“古兆申作为一个文人，我认为非常了不起。第一，没有为这个意气用事；第二，他虽然远离了我们的主创团队，但出于对白先勇的一种崇敬，对昆曲的一份崇敬，对青年不断的关注，侧面的进入也没有停止过，对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古兆申是名副其实的顾问，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白先勇和青春版《牡丹亭》的不好！非常难得。”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话，说得客观公正。

苏州：天时地利人和

为什么会选择苏州？

天时地利人和。

白先勇在香港讲课时，“发现”了俞玖林。他感觉这个人从气质到嗓音很少见，他跟苏昆院长蔡少华说，这个人要好好培养；在机场又跟汪世瑜说，一定要培养俞玖林，一定要让俞玖林跟汪学习。

2003年1月，春节的前几天，古兆申打电话给蔡少华说：“白先勇要来你这里了。”基于白先勇的知名度和特殊身份，做过外事工作的蔡少华立刻向市里汇报，宣传部长周向群说“好”，要以礼相见，好好接待。

周向群出面设宴欢迎，蔡少华安排了三场青年演员的戏：一个在周庄，一台在剧院的剧场，还有一台在观前街的沁兰厅。

凤凰卫视全程跟踪采访。

每天看戏，每天聊戏，往往谈到凌晨四点。白先勇很欣慰，他说苏昆还有这样一批人，默默地在做，他感到这些璞玉都有希望，但是要有好的老师指点，要打造。

打造，“打”什么？“造”什么？白先勇没有说，蔡少华也没有问。

白老师，你出面来做一场戏吧。

我做戏大概不行，我讲推广评论，我是欣赏，做戏一定要张（继青）老师、汪（世瑜）老师，要把最好的老师请来。

蔡少华说，你只要出面，大旗一挥，这些人都会来！

慢慢地就有了个初步意向，要从做一个戏开始，就说到《牡丹亭》。

白先勇说，让我回去研究研究。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白先勇向台湾的一些友人征求意见，一方面和古兆申商量，和汪世瑜商量。他几乎每天都给蔡少华打电话，好多年孕育在心底的想法渐渐明晰起来。

白先勇得到了好多人的支持，比如台湾“新象”公司的樊曼侬，她说要是你来做这个戏，肯定行！

“真的吗？”

“市场肯定没问题。”

“做不做，还要听专家的意见。”

做不做专家说了算

2003月2月，春寒料峭，白先勇召集了各路“诸侯”，在苏州会诊。

就如一项重大战役之前的“诸葛亮会”，白先勇反复念叨，能不能做？能不能排？

每天开会，每天问：行不行？行不行？

他需要众多的参谋，需要大家的智慧，需要集体的决策。

应该说，这时候只是想到去台湾做一场演出，有影响的一次演出，恐怕包括白先勇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演出会产生轰动，也没想到五年后的广泛影响。

他们看了三场戏，看苏州昆剧院演员的戏。看一场，开一次会，最后张继青和汪世瑜说，这些演员是不错，但现在马上排戏，肯定不行！

白先勇明白两位老师说话的分量。

他胸有成竹：拜师，训练……

这是必须的。

还有“刚需”：钱。

而这时年度预算早已经编制完成，要追加这笔资金，难！

可是，这么好的机遇，不能放弃啊，一定要抓住！

钱呢？

刚开始大家都很热情，谈到钱，动真的了，没有人接话了。

白先勇说，你苏州昆剧院排演，你总得拿钱吧，总不能我一个人来承担全部资金吧！

最后说，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硬着头皮上。

功成名就都看见，之前默默无闻的贡献几人知？成功之前的艰辛和艰难，对何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