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心”

每一个年轻人，你都有选择的自由，你有不喜欢中国文化的自由，可是你没有无知的自由。Www.Pinwenba.Com 吧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能无知。

——郑培凯

《牡丹亭》写到澳门

《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僧人唱道：“一领破袈裟，香山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

香山里巴在第六出《怅眺》、二十二出《旅寄》中也出现过。

何谓香山里巴？

香山指澳门，澳门旧称“濠镜（境）”，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1562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起了“圣保禄”教堂。后来，教堂两次毁于火灾。1602年重建，历经三十五年于1637年完工。1835年的一场大火，又把教堂烧毁，劫后残留的前壁，就是今天的大三巴牌坊。

汤显祖怎么会到香山（澳门）？

汤显祖是典型的文人品性，不媚权势，几次名落孙山，二十三岁才勉强中了进士。他没有遵循官场规律去拍马献媚，反倒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上书，批评朝政**。这还得了？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雷州半岛南端荒凉的徐闻县做典史。正是这一贬，汤显祖南行，顺道出珠江口，游览了澳门，“碧眼愁胡”、“花面蛮姬”都出现在他的诗文中，还在《牡丹亭》中呈现了有关场景，“香山里巴”就是出现最多的地名。

汤显祖怀才不遇，且无端遭贬，自是越发看清官场**，《牡丹亭》多有写到，《谒遇》一折，就有如下对话——生（柳梦梅）：禀问老大人，这宝来路多远？

净（钦差）：有远三万里的，至少也有一万多程！

生：这般远，可是飞来，走来？

（净笑介）：那有飞走而至之理！都因朝廷重价购求，自来贡献。

（生叹介）：老大人，这宝物蠢尔无知，三万里之外，尚然无足而至，生员柳梦梅，满胸奇异，到长安三千里之近，倒无一人购取，有脚不能飞！在这里，汤显祖借柳梦梅之口，活脱脱就把朝廷**“蠢尔无知”以及他怀才不遇反遭贬的现实揭露无遗。

需要说明的是，如今我们见到的大三巴，是最后一次建造的且经大火焚烧残留的前壁，汤显祖写到的“香山里巴”早就杳无踪影。

澳门没有昆曲

2013年10月最后一天的早上，我四点多就醒了，等天亮。五点半起来，赶去旅行社指定的上车地点。

三个小时后到了澳门，首先扑进视线的就是在建的赌场，规模宏大，气势非凡。

导游不停地鼓吹在赌场赢钱暴富的故事，游客欢呼雀跃，我只笑而不言。我说我是为大三巴来的。导游一脸茫然，不去赌场，来澳门做什么？旁边的游客也十分不解，甚至觉得我这个人有些怪异。

不在乎别人的眼色，只顾自己冥想。想那汤显祖，自恃“满胸奇异”，却又怀才不遇，这才把全部才情倾泻在《牡丹亭》中，这才有了临川四梦——奇人奇士之梦，竟然成就了中国文学艺术之伟大和辉煌，此乃中国之幸，世界文化之幸也！

倘若汤显祖攀龙附凤，一路飙升，官至极品，中国文化最美丽的一个梦，也就真的子虚乌有了吧？

就这么到了大三巴。游人如织，潮水般的涌来涌去，摄影留念都找不到空隙。其实所有挤在大三巴前拍出来的照片，画面上的人都显得很渺小——你要大三巴做背景，镜头只能仰视！

就想，大三巴当然值得留念，只是一万名游客中大约也不会有一个，会把它和汤显祖联系在一起吧？

其实，我前两次到澳门不也一样吗？那时怎么也没有想到，早在四百多年前，伟大的文学家和戏剧家汤显祖就从我们脚下的路面走过了。

澳门不知道汤显祖。

可是澳门有三十五个赌场，威尼斯赌场是“全世界最大的”。澳门赌场每天利润是十个亿。

后来看到柯军的昆曲日记之“澳门”篇，说到2005年，澳门第十六届艺术节，期间有昆曲演出。不过遗憾的是，从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到包括昆曲在内的各门类演艺人员，似乎都没有说到澳门跟《牡丹亭》的缘源。

试想，如果都知道曾经的两平方公里的澳门，留下过伟大的汤显祖的足迹，那澳门的文化底气会不会有所不同？

第二天上午，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采访了郑培凯教授。我说昨天特地到澳门去了，因为《牡丹亭》里写到，所以要去现场看一下。大三巴依旧那么雄伟，而在东侧的建筑工地上，教堂旧址发现了隧道，说明当时的教堂非常辉煌。

我问：现在澳门有没有昆曲？

郑教授说，没有——有几个人喜欢昆曲，但没有香港这么红火。我写过一篇汤显祖去澳门的文章，汤显祖去澳门的时候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也还没有大三巴，但是大三巴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教堂，后来烧掉了。现在这个教堂汤显祖没见过。可是汤显祖是见过传教士的。

大三巴这个地方是因为圣保禄大教堂，“圣保禄”从葡文（So Paulo）音译成中文，说成“三巴”，就叫三巴寺。耶稣会是后来盖了另外一个教堂，当地人就叫这个老的叫大三巴，新的就叫小三巴。小三巴跟大三巴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小三巴叫圣约瑟教堂。前面那个大的后面这个小的，所以就叫大三巴小三巴，这是中国人的叫法。

众声喧哗的时候

接着，郑教授就昆曲的一些现象谈了自己的见解——

现在是众声喧哗的时候。以往你不会众声喧哗，一定是大家有兴趣了（才会众声喧哗），没有兴趣怎么众声喧哗。

对我们来讲也烦，很烦！因为我们有时候缠在里面。

郑教授是研究历史的，跟所有研究昆曲的人背景不一样。“所以就发现，我跟他们观点，或者关心的东西也不完全一样。”

“我就是关心昆曲怎么会大家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它本来是该消亡的，可是它活下来了，它为什么会活下来，这跟我们中华文化的文化底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底蕴里面生活的，虽然这个一百多年都在打击传统文化，可是呢，我们是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生活长大的。我们呼吸这个空气、（喝这个）奶水长大。

“虽然我们都是像狼一样，非要把它整倒，可是你把中国文化里最优秀的东西全抛弃，这个是我们过去做的比较过火的。因为很简单么，你问大多数的中国人，他心里头还是希望着中国文化好啊。他可能心里会觉得我们没有西方发达，文明衰落了。但还是希望它好，所以他看到昆曲的时候，哇，这么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这个西方统治的这一两百年，有的文明就很惨，因为它底蕴不够。你比如说非洲的，非洲将来怎么办？它没办法复兴自己，复兴不起来。我想来想去我们中国还是很幸运的，活下来了。昆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是说这个文化活下去就是靠昆曲，不是的，可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文化可以复兴。

“我写的一篇文章就讲，其实我们所有的人虽然向往西方，可是呢心里面隐隐约约地总觉得中国有过辉煌的时候。汉唐的时候啊、唐诗宋词元曲，你心里头是有一个向往的，那种东西你日常生活里好像碰不到，等到有一天你看到昆曲的演出，突然你就发现，你这个想法不是假的，真的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展现在你眼前……”

从国外找回自己

说来颇有意味的是，包括郑培凯请来的古兆申，他们最早都是写新诗的！他们是写诗的朋友。写新诗，不写旧诗，因为旧诗你写不过唐朝宋朝。两个人都留过洋，古去法国留学，郑到美国去。他们向往西方的文化，白先勇也一样，他写西方小说，他们全都是这样子开始然后回头的。

回头的原因很有意思。他们在外国生活，在西方生活，他们发现西方的文化传承有序，人家不说不要自己的传承，这个给他们刺激很大。出国以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并不知道人家怎么生活，去了以后，整个融入到（西方）里头就发现，他们是一个文化传承的发展，他们有变化，可是他们传承有序，他们从来没有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这让“西化”的他们感到震惊，而后反思，回头想一想，想一想就会找到自己这些好东西——我们自己也有好东西。

“我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讲起来的话也都是刻骨铭心的，因为等于说自己找自己。等于从国外找到自己，找到自己身上。”

并不是说要把外国那套介绍到中国。不是的。白先勇也好，郑培凯也好，最主要的是在追寻一个东西，追寻文学、艺术这方面的一个东西。要追什么不知道，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刺激是西方的东西，觉得西方的这些东西真是好，“我想现在大陆很多年轻人也是这么觉得，因为这两三百年，西方比中国发展得好。可是后来你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中华文化五千年里的好东西，好在哪里呢？它维系了五千年的东西在哪里？那你总归找得到的。”

在台湾就开始研究

1991年到1995年，郑教授在台湾做客座教授，期间，跟一些朋友参与了昆曲的相关工作。尽管他从1970年开始就研究汤显祖，可是却没有看过昆曲的舞台演出。在美国看不到，在台湾也看不到。小时候就看过京剧《游园惊梦》，小时候只知道《游园惊梦》。

台湾唱京戏，不唱昆曲。台湾有很多京剧团，陆海空三军都有，比如陆光、海光、大鹏（空军），还有联勤，联勤就是补给后勤的，每个军种都有自己的京剧团，而且还有科班培养，所以经常有演出。

1949年大陆去台湾的，大多喜欢京戏，他们不知道昆曲。可是京戏从来都在昆曲中吸收养分，而且《游园惊梦》在京戏里头也照着昆曲来演，不是完全的京剧。

台湾有一些昆曲社，他们拍曲，不演出。拍曲很好，可是影响的圈子很小。真正影响人的是演出。为什么台湾在1992年以后对昆曲非常地迷，就是因为上昆、浙昆、江苏省昆都去了台湾，演出“风靡得不得了”，原来昆曲真的就是载歌载舞。有唱、有演，不是说只是拍曲，因为拍曲是坐在那里唱的。而且没有这个结合唱跟演的话只是纯音乐性的，你不是戏剧舞蹈整个的舞台艺术。所以台湾的曲家没有能力上台的，他身段都不会。不像大陆留下来的，老派的一些他还会身段，像徐凌云这些老的曲家，是家传，俞振飞也是这样出身的。台湾没有这样的。

1992年，大陆的昆曲院团去了台湾演出，这对台湾的冲击很大。像台湾的贾馨园、古兆申也都跟着跑。郑教授在台湾也跟古兆申他们在一起。

1998年，郑教授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工作。

重点推广昆曲

在这之前，香港偶尔有康文署请大陆的昆曲团来演出，当然不是经常性的，而且也无法培养新一代、年轻一代的观众。

再往前推，港英时代，昆曲就更是雪泥鸿爪了。俞振飞来演出过，那时香港有一些人对昆曲有点兴趣，可是俞振飞很郁闷，就是没有人看昆曲，他想要在香港搞个昆曲团，可是没搞好，他挂了自己的名，可是没成。所以后来就去上海戏校了。这之后香港就没有昆曲了。当然有一些人会一点，但是完全没有一个固定的（曲会）什么。

城市大学学生必修中国文化课。在英国统治下，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实在很粗浅。你吸引他，他不喜欢，他觉得中华文化是个落后的文化。洗脑洗得很厉害。所以你要怎么吸引他呢？你上课用传统的“子曰诗云”吧，烦死了，传统教历史，这么多名字，烦死了，没有用。

后来就想，要把中国文化教得活一点，就是艺术很重要，表演艺术最容易吸引人。因为他要坐在那里看的。后来也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专门提倡昆曲，别的戏不是也很好？事实是所有的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都介绍的，二胡也介绍古琴也介绍，什么都有的。但是戏曲基本上介绍昆曲为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里面的内蕴比较丰富，文词优美，是古典文学。大学里你说演地方戏，有的很粗俗……

办教育因为是政府的钱，所以问起来，你总要给个说头，你怎么一天到晚演戏，怎么不教书？有个说头，这个说头很清楚，昆曲在艺术表演上是巅峰的，最顶尖的。所以把重点就放在推广昆曲上面。

你没有无知的权利

昆曲找到了。不是要自己去演，去唱，但不能让它消失掉。假如唐诗宋词元曲是现代文学还可以吸收营养的东西，那么表演艺术也一定能从昆曲里吸收养分，所以不能让它死掉，死掉你就没有养分。

现在城市大学每个学期都请大陆的昆剧院团。而且学生是必修的，你非要来看不可。你不喜欢，你上一门课你总要来吧。

郑培凯有一个口号：每一个年轻人，你都有选择的自由，你有不喜欢中国文化的自由，可是你没有无知的权利。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能无知，你可以看完以后痛骂，你可以看完以后说这个实在是太差了，都可以，但是你不能不来！

是的，你没有无知的权利。

调查问卷下来，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接触过昆曲，从来不知道昆曲是什么玩意儿。来了以后，80%都觉得好，都喜欢，这个很重要。“参加讲座及演出观赏的同学，不只是对昆曲有兴趣的学生，而是来自所有科系，并且以理、工、商、法专业的占大多数。”

郑教授很高兴，须知，即使是专业课，达到80%喜欢的都没有！

推广、普及昆曲，城市大学已经做了十五年。

一直在做，从来没有停过。

讲座系列、艺术示范连在一起，每个学期一般有二十个艺术示范，平均每学期五到八个是跟昆曲有关，少讲一点五个的话，一年差不多有十五到二十个录像带，每个带子差不多两个小时，都是一些原始的材料。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是中国文化中心管不过来了。将来都会移存到图书馆去，开放给学者做研究。

余志明先生的赞助

2013年11月1日下午，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内，召开了“昆曲传承研讨暨新书发布会”。

传承计划自2008年开始，郑培凯向香港政府的大学研究资助委员会申请，得到“二十一世纪昆曲传习与中国文化传承计划”的资助，同时得到宜高科技创业集团主席余志明先生资助。

余志明何许人也？

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在香港演出，宜高科技创业集团主席余志明坐在白先勇和余秋雨中间，一边看，一边听他们解说，“度过了一个美丽的晚上”。他和太太第一次认识到昆曲这一中国美学的精华，为之惊叹。

之后城大的昆曲讲座，夫妇俩经常出席。

接下来，他们想，应该为昆曲传承做点事。

对于郑培凯教授提出的“昆曲传承计划”，余志明夫妇觉得，这个计划不仅为青年学子提供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也透过当代艺术大师亲自讲述，给大家留下宝贵资料，这些演讲，结集成书后，对培养青年演员及传承艺术有莫大好处。

他们随即答应给予资助。

“昆曲传承计划”请昆曲艺术家来城大示范讲座，采用文字与影像双轨记录方式，对艺术家进行“口述历史”系列访谈，力图将近代昆曲代表剧目的传承脉络完整保存。作为第一阶段的成果，由郑培凯主编，陈春苗、张慧记录整理的侯少奎、张继青和汪世瑜的三本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出版社带了几十套书，还没开会，就被与会的曲友们抢光了！

卖书的钱，全部作为昆曲传承之用。

出席会议的有古兆申和“一生只做戏剧一件事”的毛俊辉，新任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孝悌，北大出版社编辑童祁，姚继焜、张继青夫妇，侯少奎、吴洁贞夫妇，叶肇鑫和余志明也在特邀嘉宾之列。

余志明貌不惊人，却对中国文化怀有敬畏之心，他在发言中说：戏曲行内有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武术界也有句话，“宁传十手，不传一口”。老师不说，学生一世也学不会的。但是今天我们昆曲的大师，都口传心授，亦述亦演，把一生中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台上台下的经验，大公无私地公开了，让大家可以对昆曲艺术多些了解，从而多些爱护，是这一系列出版计划的最终目的……希望日后香港有更多高等学府参与传承昆曲学术研究，重新审视我们文化传统的价值，一起推动和保育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企业家，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热心传承的拳拳之心，让我敬重。

“中心”在扩散

可以说，城市大学是香港昆曲推展的“中心”，它起到了“引领”作用。正是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取得了成就，看到了效果，并且就如一波一波的涟漪，向周边扩散，传播。

两年前，中文大学也开始设昆曲课，有一个正式的“昆曲研究推广计划”，主持人是华玮教授，从台湾去的，她喜欢昆曲，研究昆曲，所以就那么进行下去了。

理工大学有一个老师偶尔也会教教昆曲。

岭南大学也有。

他们都到城市大学来。

香港大学是老牌大学，白先勇、郑培凯、古兆申他们都去了，帮着推展昆曲，可惜没有做出来。主要是没有一个老师在那边做，没有人。尽管成立了一个中心，叫昆曲研究什么中心，也有学校的职员有个秘书在做，可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自己绝对不会策划。曾经组织演出过，演出过就完了，演一次就完了。

浸会大学教唱清曲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昆曲清唱与文学，教了七年了。老师叫张丽真，在中学教书三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她认为，看昆曲，不光从舞台的角度，也要从古典音乐的角度看，让学生学会怎么去审美。当一个戏迷不一定能学会审美，但只要觉得给他享受，给他欢乐就满足了。演员要唱得更好，或者更规范，他一定需要有些懂的观众，要是观众的水平低，对表演也会有着负面的影响。一般院团或者表演者，他们的功能不是在于教育那个方面。那么艺术教育方面另外需要别的人去做，相辅相成。

张丽真不是一个戏迷，喜欢昆曲是从喜欢昆曲的音乐开始的。可是香港没有曲家，她就去拜访各地的曲社，包括上海的，南京的，北京的，去拜访那里的曲家，然后一起在中国文化中心拍曲。王亨恺、汪世瑜、王奉梅、张世铮、蔡瑶铣等，经过香港的时候，就请他们来拍曲。

开始时，香港还有一个曲家，叫殷菊侬，在清曲界有一个说法，“南殷北袁（敏宣）”，她们都是唱俞派的，殷老师尽管不是俞振飞老师的弟子，但是她学俞振飞的曲学得非常精，她的唱腔也是非常非常好。可惜认识的时间比较短，跟她学曲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们在殷老师身上都学到很多东西。

2001年，杭州举办纪念周传瑛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张丽真参加了，还唱曲，之后去北京拜访朱复和张允和，这成为她一生中非常美好的记忆。

后来石小梅到香港表演，带了一本书给张丽真，是南京王正来的《曲苑缀英》简谱。原来王正来在杭州听了她的唱，感觉很好，所以托石小梅带书给她。这让她“受宠若惊”，2002年的圣诞节，张丽真就去南京看望王正来，跟王正来学曲。面对面地聆听求教，“对于昆曲的认知就另一个层次了，从原来的一个层次，跳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当然不是我自己的层次，是老师给我开了眼界。”这样就从一个喜欢听、喜欢唱的角度，进入一个喜欢研究的阶段。从听唱，发展到要去思考。

可惜学的不是很多，王正来2003年就过世了。

后来就到北京去，跟朱复学。每次去北京，朱复每天都教，拍曲。

能跟两个大曲家学曲，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幸运。

在这个基础上，2012年，年轻的曲友就提出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曲社。

香港昆曲研习社由此诞生。

我只是一个昆曲的老师

张丽真说，曲家，从狭义来讲，唱非常规范，非常有度，可以传授；另外，能谱曲，能读曲；对曲的研究已经成家，这样才能说是曲家。“我三个方面都不是，所以千万不要称我是曲家，我只是一个昆曲的老师。”

“昆曲老师”张丽真很钦佩王正来，他们有很多通信。对于拍曲，王正来对她有很多细微的指点。拍曲的时候，他常常提醒，要读一些有关昆曲理论的书，还要懂四声，懂平仄。有时候也会讲格律，让曲友有能力去审美。

王正来在世的时候，花了十年的时间把乾隆时代官修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全都翻译，变成简谱。这对现代人研究古典歌唱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世的时候，没有办法出版。

张丽真在香港帮他出版了！

很难。费用很高，没有资金，在香港找到一个基金，找人赞助，另外就是没有人会编，太专业。张丽真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帮忙，结果还是自己来做编辑，因为没有人懂。

2009年，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套十册，很庞大的工程，整套书重量达14.5公斤！还不是精装的。

张丽真说，王正来老师至少还有八本书没有办法出版，希望大陆方面有人可以帮忙，因为在他家里还有很多宝贵的资料。